第七章
斯大林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就在美国的共产间谍网日趋完善之时,世界各地也在建立类似的颠覆网络。很快,斯大林就发现,西方强国的机密源源不断地流入自己手中。他就像一位职业赌徒,坐在牌桌前,摸清了其他玩家手中的底牌,然后仔细谋划着自己的战略。
我们现在知道,斯大林正是在这种极有利条件下策划了一系列阴谋,并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叛逃的苏共情报官员透露,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苏共领袖煽动和利用的,是世界共产主义扩张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您将在本章了解:
1933年,斯大林为什么想和希特勒达成秘密协议?
斯大林为什么要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年,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的条约,为什么让全球共产党人大吃一惊?
当希特勒撕毁条约并突袭苏联时,斯大林是否猝不及防?
在纳粹入侵苏联的最初几个月,美国态度如何?是什么原因改变了这种态度?
1942年,一位美国总统顾问说:“后世子孙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苏联人民的不屈不挠。”从这句话中,您会得出什么结论?盟军领袖是否真正了解共产党的战略?
共产领袖是如何利用《租借法案》窃取原子弹秘密的?
美国和共产政权共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经历了哪四个阶段?是基于什么假设,使得苏联成为和美国平起平坐,共同塑造战后世界秩序的“合作伙伴”?
您如何解释,《联合国宪章》采用的是1936年《苏联宪法》的格式?希斯成为《宪章》起草会议的秘书长,这背后有什么深意?
当二战结束之后,共产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强国时,他们的领袖持什么态度?
希特勒在德国上台
有人说,共产党是希特勒和纳粹党在德国上台的重要推手。在1918年德国一战失败投降之后,共产党就想接管德国。为应对这个威胁,反共政治团体不断涌现。它们组成了一个紧急联盟,成功阻止了共产党夺取政权。
正是在这种浓厚的反共氛围中,希特勒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他加入了强烈反共的国家社会主义党(纳粹党)。1921年,希特勒成为纳粹党领袖。
希特勒组织了臭名昭著的纳粹冲锋队,来报复日益激增的共产党暴力。他训练冲锋队街头格斗和暴动,并且用暴力攻击压制政敌。到1923年,冲锋队的人数已达到一万人。希特勒觉得自己的实力已经够强大,想夺取德国巴伐利亚州的控制权。但这次暴动以失败告终,他被关进了监狱。
在狱中,希特勒开始撰写《我的奋斗》一书。他在书中表达了对全面战争的渴望。他不仅极力反共,还主张彻底违反《凡尔赛条约》,为恢复德国的世界强国地位而战。
他还计划建立一个北欧大帝国,囊括欧洲所有日耳曼血统的人,无论他们居住在哪个国家。《我的奋斗》不仅对德国的邻国们构成了威胁,也包括了苏联。因为希特勒宣布,德国的征服之路,最终将进入乌克兰肥沃的土地和俄罗斯富饶的油田。
后来,斯大林眼看着希特勒用强硬手腕爬上了权力的顶峰。他发现这位纳粹独裁者是一位和自己相似的强大对手——精明、冷酷,做事完全不受道德约束;用暴力清洗异己;使用宣传欺骗手段;为了自己掌权,即便牺牲几百万人性命也在所不惜。唯物论在德国和苏联,结出了相似的果实——尽管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名号不同,但手段和目标都差不多。
这或许可以解释,就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不久,为什么斯大林要和希特勒秘密谈判达成私人协议。斯大林的间谍头目克里维茨基(W. G. Krivitsky)将军提供了这段历史细节。130 当斯大林的友好姿态被希特勒拒绝时,斯大林知道,他只能把这位德国元首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敌人来对待了。
于是,斯大林急忙争取民主国家的同情。他要把苏共的政策和这些国家人民的政治经济利益挂上钩,他称之为“人民阵线”。在1935年的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他指示忠诚的各国共产党人,要和任何反对希特勒及其盟友的政治团体结盟。这也包括共产党以前攻击过的右翼政党。
从结果来看,人民阵线是共产战略家们最成功的策略,让共产党和资本主义国家中最保守、最受尊敬的政治团体公开往来。
斯大林引发了二战
1938年,希特勒决定占领奥地利全境,来试探西方盟国的反应。斯大林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希特勒发现,入侵并没有带来严重后果。于是,他准备进一步吞并边境附近地区。他在慕尼黑威胁说,除非英法两国让他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区,否则他将对欧洲发动闪电战。在英法默许之后,他迅速占领了这个勇敢小国的几乎全部领土。
1939年,希特勒又夺取了立陶宛的梅梅兰(Memelland)地区,接着准备进军波兰。不过,他此时犹豫了,因为苏联也想要波兰。事实上,苏联掌握着欧洲的均势平衡,除非希特勒确定苏联不会干涉,否则,他不敢冒然引发西方的全面战争。
因此,希特勒主动向斯大林提议签署互不侵犯条约。让全世界震惊的是,斯大林竟然接受了!这意味着希特勒可以发动战争,而苏联保证不会干涉。
这让各国共产党人完全措手不及。因为多年来,共产党的宣传一直把斯大林描绘成反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的世界领军人物。
在美国,共产党媒体花了好几天时间,才把他们的宣传方向转过来。钱伯斯说,美国共产党人无法理解,斯大林为什么会向他的头号敌人屈服?直到钱伯斯和斯大林的间谍头目克里维茨基将军交谈时,才听到了官方的解释。
克里维茨基说,这个条约显示了斯大林的战略家天赋。斯大林知道这个条约会让希特勒在欧洲发起进攻。但他也知道,随着战争的发展,西方国家很可能会打得精疲力竭。到那时,苏联军队几乎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以无产阶级专政之名,接管整个欧洲!
正如斯大林所料,希特勒迅速借助了斯大林的推力。1939年8月23日,苏德两国签署了条约。短短9天之后,9月1日,德国装甲部队就冲破了波兰英勇骑兵的防线,成千上万吨炸弹落在了波兰城市里。
英国和法国由于对波兰的承诺,而被迅速卷入了战争。这些国家无论是军备还是心理,都还没有做好准备。不到一年,波兰就被德国和苏联瓜分,法国也被占领。不久之后,英国军队从法国的敦刻尔克撤出了欧洲大陆。接下来,纳粹军队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丹麦、挪威、荷兰和比利时。
斯大林认为,战争现在将转为英德两国的消耗战。因此他开始精心谋划下一步行动。此时,只有两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尚未参战,那就是日本和美国。
1941年4月13日,斯大林促使日本军阀在太平洋发动攻势。他采用的手段,还是推动希特勒在欧洲肆意妄为的那一招——缔结条约。
当时,苏联是日本在东亚和太平洋扩张的最大后患,重要性甚至超过了美国。在和苏联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之后,日本军阀立即准备发起进攻。
希特勒给斯大林的“惊喜”
斯大林现在打算静观其变,期待着资本主义国家在战火中煎熬。他向苏军将领保证,最后加入战局的国家,将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当然,这个国家一定是苏联。
然而,斯大林并不知道,希特勒一直在策划给共产苏联一个灾难性的“惊喜”。事实上,就在斯大林推动和日本签订中立条约时,希特勒正在秘密指示参谋部:“德军必须做好准备,用一场闪电战击垮苏联。”
1941年6月22日,这个巨大的意外灾难降临苏联。希特勒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出动121个师和3,000架飞机,沿着2,000英里战线,对苏联发起了攻击。早在多年前,希特勒就在《我的奋斗》中预告了这一切。
这场突如其来的闪电战改写了世界历史。它打碎了斯大林坐山观虎斗、静待从中渔利的如意算盘。这意味着苏联将在准备最不足的情况下仓皇迎战。
美国被迫卷入二战
在美国许多观察家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突变,似乎对爱好和平的国家更有利。希特勒对苏联的进攻,使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侵略国陷入了殊死搏斗。甚至连美国军方将领也认为,这可能会缓解未来世界的紧张局势。
但是,在短短6个月内,德军就占领了苏联58万平方英里的肥沃土地——这本是超过三分之一苏联人的家园。尽管苏联采取了“焦土政策”,但德军还是成功地从人民和土地中,榨取了他们所需的补给,使他们能够迅速向前推进,不必等待补给线的建立。很快,德国装甲部队就逼近到距莫斯科仅60英里。希特勒兴高采烈地宣布:“苏联已经崩溃,不会东山再起了。”
所有这一切,都让世界各国震惊不已。因为纳粹帝国的版图,有可能从英国,一直延伸到美国阿拉斯加。美国人本能地开始为苏联加油鼓劲。这不仅是为了自身的重大利益,也是因为美国人有支持弱者的传统。
然而,就在1941年12月7日,这个命运多舛的星期日清晨,日军对珍珠港的毁灭性袭击突如其来。美国也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
面对绝境,美国领袖急切地向四面八方寻求盟友。不要忘记,希特勒纳粹军队的铁蹄已经导致全世界人心惶惶。是纳粹主义,而非共产主义,正在扑灭世界的文明之光。
所以,既然苏联已经赢得美国的同情,它在一夜之间变成美国的亲密盟友也就不足为奇了。人们此时似乎已经不记得,正是由于苏联和希特勒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才使得希特勒在欧洲肆意妄为;又是它和日本签订《日苏中立条约》,才促使日本军阀在太平洋地区横行霸道。
美国的共存政策进入第三阶段
到了1942年初春,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军事实力明显处于低谷,而轴心国又几乎摧毁了美国的所有传统盟友。外交官和历史学家肯南(George F. Kennan)分析说,可能正是处于这种绝境,当时的美国外交战略家在和苏共打交道时,才会孤注一掷。
1933年,外交战略家们制定了对共产国家的“共存”政策;后来又决定自贬身价,忍受共产领袖的侮辱和背信弃义;现在,他们决心更进一步,期望用无与伦比的慷慨,把共产领袖改变为美国式思维,消除他们对美国的任何疑虑,共同合作,赢得战争,维护战后的和平。他们认为,共产领袖将和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相互理解,永久结盟,携手建立一个和平繁荣的“大同世界”。
如果这个计划能够成功,那真是外交天才的杰作。不幸的是,结果却正如许多军事家和情报机构主管所料:苏共利用它最想摧毁国家的财富和声望,一跃而成为了世界共产强权。
无论如何,这个计划还是启动了。我们唯有从这一视角,才能理解二战期间和二战之后美国对苏共的立场。
1942年6月初,苏共高官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秘密访问华盛顿,并且住进了白宫。他离开后,美国政府开始着手向美国人民宣布新政策。
当年6月22日,是希特勒进攻苏联一周年。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举办了一场声援苏联的集会。一位政府高官宣布:“第二条战线?是的,如果有必要,还有第三条和第四条。我们决心在这场冲突中,和你们分享我们拥有的一切,并期待和你们共享胜利与和平之果。”随后,他又说了句可悲而又盲目乐观的话:“后世子孙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苏联人民的不屈不挠。”131
斯大林对美国的慷慨毫不领情
美国的慷慨政策很快就显出成效。几十亿美元的对苏联《租借法案》获得了批准。在美国各军种收到的一些命令中,甚至可以看出,美国在故意牺牲自己的利益。例如,在1943年1月1日,空军服务指挥部就收到这样一条令人震惊的命令:“苏联飞机的改装、装备和调度要放在首位,甚至优先于美国军机。”
不过,美国国会对支持苏联的态度,并不像外交战略家那样热切。他们对《租借法案》做了严格限制:只能用于打击轴心国敌人的军事物资,明确禁止运送可能民用或战后重建的物资。这不是对苏联人民冷漠,只是为了表达一种信念——美国的资源不能帮助共产苏联成为世界强国。如果有朝一日苏联人民能重获自由,那才是提供帮助的恰当时机。在那之前,任何非军事援助都会加强共产党战后的极权统治。
尽管有这些法律限制,但主导实施《租借法案》的,并不是国会或军队将领,而是不受约束而又慷慨的外交官们。
例如,迪恩(John R. Deane)将军当时在莫斯科担任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他拒绝了苏共的请求,没给他们提供25台200马力的大型柴油船用发动机。因为此前给他们的发动机,已经在露天仓库中生锈了。很显然,他们只想在战后使用。而且,南太平洋的麦克阿瑟将军也急需这些发动机。
在听说迪恩将军的决定后,苏共向《租借法案》负责人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提出上诉,结果霍普金斯推翻了迪恩将军的决定。在随后的两年中,共有1,305台这种发动机被运往苏联,美国人民为此付出了三千多万美元的代价。

1945年1月22日《时代》杂志封面人物霍普金斯。此时罗斯福总统已开始第4个任期。霍普金斯担任罗斯福的特别助理兼顾问、《租借法案》负责人。(公有领域)
在发生珍珠港事件之后,海军官员获得了铜线订单的最高优先权,准备用来修理战舰,却发现苏联人拥有更高的优先权。这些铜线显然是用于战后重建苏联城市的。由于给苏联人的铜线数量巨大,不得不先存放在纽约威斯特切斯特县(West chester County)一块占地20英亩的土地上。直到战争结束前几个月,这些铜线才被运往苏联,用于修复他们的通信系统。
二战结束后,美国人民才逐渐了解运往苏联的物资和财富的详细情况。已经公布的清单来自苏共官方记录,提供者是美国军官乔丹(George Racey Jordan)少校。他在蒙大拿州大瀑布空军基地工作,负责《租借法案》对苏联的物资供应。
根据苏联记录和对这些清单的分析,共产苏联共收到了价值超过110亿美元的《租借法案》援助。尽管有法律限制,清单中还是包括了价值30.4亿美元的美国商品,明显没有获得《租借法案》的授权。
这些由美国纳税人买单的商品包括:大量非军用化学品,大量的香烟、留声机唱片、化妆盒、乐谱、钢琴、古董家具、价值近40万美元的“小商品与廉价新奇玩意”、妇女首饰、家居用品、钓具、口红、香水、洋娃娃、银行保险柜、游乐场设备,以及许多其它非军用商品。
研究苏联二战史的学者指出,美国《租借法案》正是在苏共岌岌可危时为它输了血。由于为延缓纳粹的进攻而实施的焦土策略,苏联损失了大部分农作物。即便有《租借法案》援助的粮食,苏军的军粮也只能勉强糊口。因此,如果没有《租借法案》的援助,苏联的抵抗很可能早就崩溃了。
此外,德国的占领切断了苏联人和许多主要工业中心的联系。被誉为“民主兵工厂”的美国,除了援助战机、弹药、化学品、工具、重型机械等之外,还为苏联提供了近48万辆汽车。这几乎占苏联前线车辆的一半。
关于共产党人的心理,有一个有趣的评价:美国人民给了共产苏联价值110亿美元的物资援助,但是,美国却从未收到他们的官方感谢。斯大林的借口是,他的政府认为,美国在战争结束时终止《租借法案》是错误的。他明确说,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人民觉得表达感激之情既不恰当,也不合理。
苏共窃取美国原子弹机密
在整个二战期间,苏共间谍紧盯着战争中的最重大突破——驾驭原子能。为了获得有关情报,他们双管齐下:一是通过间谍窃密,二是通过外交渠道。有一段时间,外交渠道颇有成效,不仅有原子能机密,还有所有军事和工业信息。
乔丹少校首先在大瀑布空军基地意识到这一点。当时,苏联人离开美国时,都会随身携带大量廉价的黑色手提箱。他们以手提箱属于“外交行李”、可豁免检查的规定为由,拒绝乔丹查看。
一天晚上,驻基地的苏军指挥官近乎强迫乔丹前往大瀑布赴宴。他怀疑其中有诈,但还是接受了。大约午夜时分,他接到一个紧急电话,说一架飞机刚刚着陆,苏联人将不等乔丹核发通关证,就要飞回苏联。
乔丹急忙赶回机场。果然,那架飞机上有50个黑色手提箱,由苏联武装警卫保护。乔丹命令一名士兵看住这些警卫。如果他们强行干扰他检查,就开枪射杀。
乔丹后来在国会委员会宣誓作证时说,他发现每个手提箱里都有一份关于美国工业、港口、军队、铁路、通信等方面的资料。
他在一个手提箱里发现了一封使用白宫信笺的信,署名是霍普金斯,收信人是苏共高层的三号人物。信中附有一张绝密的曼哈顿(原子能)项目地图,以及原子能实验的描述性资料!手提箱里还有一个文件夹上写着“希斯寄”。当时乔丹并不知道希斯是谁。文件夹里还有许多军事文件。另一个文件夹里是国务院的文件,其中一些是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来信,内容是对苏联局势的机密评估,以及对苏共官员的详细分析报告。现在,这些文件竟然要被秘密运回苏联。
当乔丹少校向华盛顿报告这起重大事件时,他却因耽搁飞机起飞受到了严厉批评!
1943年4月,苏共联络官告诉乔丹,有一批非常特殊的实验化学品将要运送。这位苏共官员给华盛顿的霍普金斯打了电话,然后把电话转给了乔丹。乔丹少校在作证时说,霍普金斯告诉他:“我不希望你和任何人讨论这件事,也不能记录在案。不要大张旗鼓,只需悄悄地尽快放行就好。”苏共官员后来对乔丹说,这批货物是“炸药”,而乔丹在这位官员的文件夹中看到了一条记录,上面写着“铀”。
从1943年6月10日起,这些货物分批抵达。据说,至少有1,465磅铀盐被运往苏联。专家推算,这些铀盐可提炼出6.25磅的可裂变U-235,比制造原子弹所需的量多出了两磅。
在1945年7月24日的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总统向丘吉尔和斯大林宣布,美国终于研制出了一种高度机密的原子弹,这种原子弹,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爆炸力。美国国务卿拜恩斯(James F. Byrnes)注意到,斯大林似乎对这一消息既不惊讶,也不感兴趣。
1949年9月23日,杜鲁门向全世界宣布,苏联成功试爆了原子弹,比美方的预期提前了很多年!
二战的悲剧本不该发生
从历史上来看,苏联的防御总是强于进攻。在二战期间,即便希特勒认为苏联已被彻底击败,但苏联人民仍表现出惊人的抵抗意志。苏联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共有700万人丧生,其中包括250万被纳粹灭绝的苏联犹太人,以及150万被德军杀害的其他平民,大约300万人战死。另有300万到400万人被俘。伤残的人数至今没有公布。
这场战争摧毁了1,700个苏联城镇、7万个村庄、3.1万家工厂、8.4万所学校、4万英里铁路,还损失了700万匹马、1,700万头牛和2,000万头猪。这相当于苏联全部财产的四分之一。
斯大林是否曾自我反省,我们无从得知。但是,现在很多政治权威人士指出,如果没有斯大林居心叵测,故意在1939年和希特勒签约,希特勒就会因忌惮来自苏联的威胁,而被迫推迟对波兰的进攻。西方国家也就会有足够的时间来加强军力,恢复欧洲的力量平衡。那么,这场难以想象的人类劫难,就可能永远不会发生。
美国的共存政策进入第四阶段
在二战期间,关于应该如何应对共产党,美国总统收到两种不同的解读和建议。一类顾问采用历史分析法,把共产党视为其自诩的世界革命者,认为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就是预测他们未来行动的最佳参照;第二类顾问对共产党领袖的看法颇为理想化。他们希望人们忘记过去,把共产党的野蛮行径视为政治上的不成熟,并且可以通过耐心和宽容来感化。
在这第二类顾问中,不仅有理论上的理想主义者,还有后来被揭露深度参与颠覆美国政府的间谍。132 理想主义和阴谋颠覆的界限,历史学家们至今也很难分清。无论如何,正是这类人主导了租借计划,并且主导美国对苏外交政策长达15年。
这类总统顾问,对共产党的丝毫转变都抱以极大的热情。例如,当共产国际在1943年5月22日宣布解散时,他们欢呼雀跃,认为这是共产领袖放弃征服世界无可争辩的证据。然而,其他人则怀疑这不过是一种宣传伎俩。事实证明,后者的判断是正确的。
叛逃的前苏共密码员古岑科(Igor Gouzenko)证实:“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或许是近年来共产党最大的一场闹剧。仅仅是取消了名称,目的是为了安抚民主国家的民众。实际上,共产国际依然存在并持续运作。因为苏共领导层从未放弃建立共产专政的野心。”133
当美国总统所属政党的许多高级官员,都看出美国政策正在朝危险的方向发展时,他们立即向总统发出了警告。布利特(William C. Bullitt)是罗斯福总统好友,在1933年被任命为首位美国驻苏联大使。在二战期间,总统和他有过一次有趣的谈话。布利特向总统介绍了他和斯大林相处的亲身经历,并告诫总统,在和共产领袖打交道时要保持警惕。
总统回应说:“比尔,我不否认你说的事实都是准确的,也不否认你的推理逻辑。我只是直觉认为斯大林不是那种人。哈利(指哈里‧霍普金斯)也说他不是,他只想让他的国家获得安全。我认为,如果我无条件地给予他一切,而不向他索取任何回报……他就不会想并吞任何土地,并将和我合作实现世界和平与民主。”134
这番话流露出来的理念,是理解二战末期三巨头会议的关键。到了那时,美国的外交战略,已经从1933年的简单共存,演变到第四阶段——完全接受苏联共产党,并且作为维护未来世界和平计划的合作伙伴。
联合国的致命缺陷
1944年8月和9月间,英国、中国、苏联和美国的代表,在华盛顿的敦巴顿橡树园(Dumbarton Oaks)举行会议。
这次会议奠定了《联合国宪章》的基础。苏联不仅成为了重要的合作伙伴,更是控股股东。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苏联是争端的一方,尽管其它国家反对,它仍然可以行使否决权。这严重违反了国际法的根本原则,但民主国家竟然同意了。为了让苏联参与进来,它们几乎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1944年12月28日,美国驻苏联大使对美苏关系,以及苏共在战后将扮演的角色表示担忧:“苏共未来的外交政策有明确的目标,而我们对这些目标还没完全了解……从目前苏共的行为来看,‘友好’和‘独立’的含义,和我们的理解截然不同。”135
随着战局向有利的方向逆转,苏共对待美国官员的态度,也变得越来越傲慢。迪恩将军就《租借法案》写信给华府说:“甚至我们的援助也受到怀疑……第二阶段参战的美国,在苏联人眼里,要么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精明商人,要么就是一个应该鄙视的傻瓜……我还没见过苏联人的家庭生活。官员们不敢和我们太亲近,有些人会因此遭受迫害。”136
到了第2年4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已经厌倦了苏共的态度。他向罗斯福总统呼吁说:“我认为在此关键时刻,至关重要的是,我们两国要用坚定和直言不讳的态度,让苏联人清楚地知道,我们有一条底线,绝不会容忍任何侮辱。”137
有证据表明,罗斯福总统也开始意识到局势的严峻。但是,就在这呼吁发出一周后,罗斯福总统就去世了。结束二战、建立联合国的艰巨任务,落到了那些仍然坚信苏共被误解、能够成功建立美苏合作关系的人手中。
1945年4月25日,46个国家的1,400名代表在旧金山举行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代表们对《联合国宪章》达成了共识。
任何熟悉共产苏联《宪法》的人都会发现,《联合国宪章》也采用了类似的形式。它首先是热情宣布民主原则是合理的和值得追求的;紧接着却通过《宪法》限制或程序限制,彻底否定了刚宣布的民主原则。
例如,《苏联宪法》规定了普选权和无记名投票。但是,在第126条中,它规定由一个政党(共产党)向选民提供单一候选人名单。很显然,这等于让所有普选和无记名投票的冠冕堂皇措辞都变得毫无意义;新闻自由同样得到了名义上的保障,但又因为所有文章都必须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而荡然无存。
《联合国宪章》也是如出一辙,规定了“其所有成员国的主权平等”(第1条),接着却设立了一个由五个常任理事国(英国、苏联、中国、法国和美国)主导的安全理事会。其中任何一国都可以通过行使否决权,轻易地使其它所有成员国的意愿无效。
《联合国宪章》允许每个成员国在大会中拥有一票表决权,这听起来很民主。但它随后又规定大会只能提出建议,所有建议必须提交安理会以决定是否采纳!(第11~14条)。这使得安理会成为联合国内唯一的立法机构。为了明确说明这一点,《宪章》第24条规定,任何加入联合国的国家必须同意接受并执行安理会的决定。
这意味着,尽管联合国大胆宣布,它是“建立在尊重平等权利和人民自决的原则之上”,但残酷的事实是,所有成员国都得承诺服从安理会那几个国家的意志。正如接下来十年的戏剧性展现,联合国的所有成员国,尤其是小国,都可能受到苏共的遏制。而苏共正是通过频繁使用否决权来主导安理会的。
《联合国宪章》进一步规定,只有爱好和平的国家才能成为联合国的会员(第4条)。这一点在旧金山会议上被广泛讨论。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也特别强调,联合国设计的初衷,是为了使友好国家携手维护和平,而不是全球所有国家的聚会之地。换句话说,联合国建立的前提,是其成员只包括那些历史已证明“爱好和平”的国家。
在《宪章》通过八年后,杜勒斯向美国律师协会解释了联合国维和失败的原因:“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组织的局限性,它的有效运作受制于和一个国家的合作,而这个国家却由企图统治世界的国际政党所控制。”138
一些政治权威人士后来指出,联合国设立一个全球警察机构,然后却让国际罪犯头目成为了机构的一员。这就好比建立了一个扑灭火灾的消防队,却让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纵火犯加入了消防队;对小国而言,这就像是承诺有一位好的牧羊人,结果却任命狼和它的幼崽来看守羊群。
这一切,都在紧随其后的“幻灭十年”变得更显而易见。不过在1945年,厌倦战争、满怀希望的自由世界,仍然相信联合国是一个集体安全堡垒,能够抵御侵略国。
二战结束后共产党的态度
1945年5月24日,美国对战后共产党的期望得到了明确的结果。法国共产领袖杜克洛(Jacques Duclos)代表他的苏共上级写信,要求美国共产党立即放弃和资本主义友好合作的政策,回归到世界革命的历史使命上来。
早在1940年,美国共产党就正式退出了第三国际,以避免按照《沃里斯法案》规定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后来美共解散,自称为共产主义政治协会,让党员们融入一个美国主要政党。
美共的这些转变,都和苏共的政策保持一致,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随后,苏共宣布:回归传统的共产主义政策。为了证明政策彻底转变的正确性,要求美国共产领袖布劳德对此前的错误背锅。于是,他被开除出党。
福斯特立即接管了美共领导权。他曾在1932年写过一本煽动性的书《走向苏维埃美国》。早在二战之前,他就在国会委员会作证时说:“由共产党人领导美国政府那一天,就像太阳升起一样必将到来。届时资本主义政府将转变为苏维埃政府,红军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后盾。”139
现在不难理解,莫斯科为什么要让福斯特这样的人领导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因为在二战结束后,苏联共产领袖深信,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他们在秘密会议中满怀希望地猜测,下次大战,可能就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终极对决。
前苏共密码员古岑科透露,在停战后,他和苏联驻加拿大大使馆的其他同事被警告不要自满。扎博廷(Zabotin)上校把他们召集在一起,向他们这样描述世界上的自由民主国家:“昨天他们是我们的盟友,今天他们是我们的邻居,明天他们将成为我们的敌人!”140
要洞察这一时期共产党的想法,我们还可以从南斯拉夫共产领袖铁托(Tito)在其高层核心圈的讲话中一窥究竟:
“在第二次资本主义战争中,苏联遭到了最危险、最强大的法西斯敌人的攻击,最终以苏联取得决定性胜利告终。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最终战胜了资本主义。我们在刚结束的战争中和资本主义合作,绝不意味着我们将来会继续和它结盟。相反,即便资本主义势力曾协助我们击败了最危险的敌人,他们仍然是我们的天敌。我们可能会再次利用他们的援助,但唯一目的,永远只是为加速他们的最终灭亡……
“原子弹是个新变数。资本主义势力企图靠它摧毁苏联和工人阶级的胜利前景,这是他们仅存的希望。我们的目标没能如期实现,因为早在1945年,他们的原子弹就快完成了。但是,我们离实现目标并不遥远。我们必须争取更多的时间来重整队伍,完善武器弹药储备。
“所以,我们当前的政策应该是走温和路线,以便赢得时间,重建苏联和我们控制的其它国家的经济和工业。接下来,我们将全力以赴,投入到消灭反动派的决战。”141
这就是在二战后,共产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强国时的战略计划。共产领袖们认为,随着世界进入战后时期,他们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