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颠覆美国的共产运动
俄国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历程，我们已经回顾到了1938年。为了深入理解其后的发展，我们必须先知道美国共产主义的发展脉络。
长久以来，征服美国一直是共产党战略的核心：“我们将首先征服东欧，然后是亚洲大陆。最后，我们将包围美国，它是资本主义的最后堡垒。我们不需要攻击它，它会像熟透了的果实一样落入我们手中。”这清楚地揭示了共产党从内部颠覆美国的计划。
我们很难体会到，共产领袖看到他们美国计划的进展会如何得意忘形。以下问题的答案，将为您揭示原因：
拥抱共产主义的美国人，是否忽略了殖民先辈的郑重警告？为什么说殖民先辈是在“最佳条件”下实践共产主义，结果又如何？
俄国革命之后，共产主义如何在美国迅速传播？第一波共产暴力行动的规模有多大？
在福斯特（William Z. Foster）的宣誓证词中，美国共产革命的内容是什么？
为什么钱伯斯能详细揭露美国共产党的内幕？1932年6月，钱伯斯被要求为共产党员身份付出什么代价？他的小女儿是如何影响他放弃共产主义的？
本特利（Elizabeth Bentley）的背景是什么？她是如何成为一名陌生男共产党员“妻子”的？
那些充当苏共间谍的美国共产党员，又是如何成功洗脱罪名的？
有些美国政府高层官员，冒着坐牢蒙羞的风险，窃取美国机密或执行其它苏共命令。当苏共领袖审视他们的名单时，会有什么反应？
殖民先辈的共产主义尝试
在美国历史上，有一段被人遗忘的教训——在实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之前，美国的殖民先辈们曾尝试过共产主义。
1620年，当一批清教徒在普利茅斯登陆时，他们已经决定建立共产主义殖民地。从许多方面来看，他们似乎具备了最佳的建立条件。首先，他们与世隔绝，为了生存不得不全力以赴；其次，他们是一群经过挑选、拥有共同宗教信仰的人，有合作精神和手足情谊。于是，他们满怀希望地开启了共产社会。
布拉德福德（William Bradford）总督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精彩的记录。他写道：
“人们发现，这个社区……滋生了许多混乱和不满，阻碍了许多对他们有益和令人安逸的工作。那些体力最好、最适合劳作的年轻人抱怨说，他们耗费心力为别人的妻儿奔忙，却没有半点回报。体魄强健或能力出众的人，在分配食物和衣物时，没能比身体虚弱和只承担少量劳动的人更多，因此他们觉得不公平……那些男人的妻子们，被要求为其他男性服务，例如为他们洗衣做饭等。她们觉得这是一种奴役，而她们的丈夫对此也难以接受。”（请注意，即使有基督教的手足情谊，共产主义也只能在建立暴政的情况下实行。）
不过，如果共产主义真能高效生产，这些殖民者就会继续忍受下去。布拉德福德总督担心的是，这种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产量如此之低，以至于殖民者都要挨饿了。他接着写道：
“最后，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后，我让步了，同意每个人为自己种植玉米，自食其力……就这样，按照人数比例，给每个家庭分配了一块土地。”
一旦每个家庭得到了土地和玉米，他们就必须负责种植、耕作和收获，否则就要自食其果。总督希望人们继续像朋友一样聚居在一起，但集体生产将由个人自由生产取而代之。一年后，总督写道：
“这一举措效果显著。因为人人都勤奋起来，种的玉米比原来多得多……现在，妇女们都愿意下地干活，她们带着自己的孩子去种玉米。而在以前，她们都会以身体虚弱无力为由拒绝。如果强迫她们干活，就会被她们视为残暴的压迫。”
殖民先辈们发现了人类的一大秘密：一个人逼自己去做事，要比别人逼他去做事成就要大得多。布拉德福德总督在反思这段共产主义制度的经历时，写下了这样的结论：
“经过几年的试验证实，这种共产制度，即便是用在虔诚自律的人身上，也足以表明柏拉图和其他古人的自负是何等荒谬……他们以为，剥夺个人财产，实行共有制，就能带来幸福和繁荣，仿佛他们比上帝更有智慧。”122
很显然，布拉德福德总督认为，共产主义不仅效率低下，而且违背自然规律和上帝的律法。尽管如此，有些人可能仍心有疑惑。他们曾听说，共产主义为实践基督教的教义提供了理想的途径。我们将在本书最后为您探讨这个问题。
有趣的是，这些殖民先辈们尝试共产主义之后，最终选择了放弃，转而采用自由经营的资本主义。几个世纪以来，美国的资本主义比其它任何国家都要发达。在早期阶段，资本主义制度被描述为冷酷无情、自私自利。但经济学家指出，它在经过漫长而痛苦的演变之后，迄今为止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最多的财富，并且比现代人尝试过的任何制度，都分配得更加公平。123资本主义一直在自我完善，以适应高科技社会的需求，至今仍在进行中。
美国共产党的建立
1917年11月，在俄国爆发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美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的左翼人士对此特别感兴趣。多年来，他们一直想让联邦政府接管主要产业，以实现社会主义。但他们和平立法改革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了。
他们突然听说，俄国布尔什维克通过暴力革命迅速掌权，并在一夜之间就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于是，他们把它视为美国的发展蓝图，立即决定成立共产党，利用暴力革命，尽早建立美国共产政权。一位名叫里德（John Reed）的记者，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斗志。他当时刚从俄国回来，对世界共产革命充满了热情。
他们和莫斯科取得了联系，并应邀在1919年3月派代表前往俄国，帮助组建第三国际（仿效马克思的第一国际，以推动世界革命）。回国后，他们开始着手推动美国的共产运动。
里德利用《纽约共产党人》专栏，煽动工人暴动。美国共产党的队伍，因为昔日“世界工人组织”（International Workers of the World，I.W.W.）成员的加入而壮大。他们提议，使用自己在一战期间采用的破坏和暴力技巧。
俄国共产党派遣官方代表马丁斯（C. A. Martens）来帮助策划全面的行动方案，使美国共产党人更受鼓舞。他带来了大量资金，用于在美国工会和军队内部建立秘密组织。马丁斯向所有人保证，他从莫斯科来的使命，是解放美国资本主义国家中被压迫的工人。
随着运动的发展，他们派代表前往俄国，以获准成立“美国共产主义劳工党”，作为俄共主导的共产国际的一个分部。后来，又去掉了“劳工”一词，称为“美国共产党”。
美国共产党的官员签署了《入党二十一条》。1952年，在美共被要求登记为苏联代理人时，这些条件令他们尴尬万分。
以下是《入党二十一条》中的典型承诺：
“美国共产党必须实施明确的宣传计划，阻止向苏联的敌人运输战争物资。”
“美国共产党的行动计划，必须得到共产国际定期大会的批准。”
“共产国际的所有决定……对属于共产国际的所有党派（包括美国共产党），都具有约束力。”
“传播共产主义理念是一项使命，特别要求在军队中开展积极和系统的宣传。即便有特殊法律禁止，也应秘密进行。”
“每一个希望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都必须系统地、坚持不懈地在工会中开展共产主义宣传。”
正是诸如此类的承诺，促使美国颠覆活动管制委员会（U.S. Subversive Activities Control Board）在经过长时间的听证之后，在1953年发表了如下声明：
“根据全部记录，已经有充分证据显示，被告（美国共产党）的领袖和成员，把对苏共的忠诚和义务，置于对美国的忠诚之上。”124
共产暴力首袭美国
从1919年4月28日开始，在寄给司法部长、最高法院霍姆斯（Holmes）法官、银行家摩根（J. P. Morgan）、实业家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等知名人士的邮件中，发现了36枚炸弹。其中1枚炸弹，被送到了哈德威克（Thomas W. Hardwick）参议员的家中。他一直努力阻止布尔什维克移民美国。他的一位女仆打开了包裹，炸弹炸飞了她的双手。
1920年9月16日，一辆马车载着一枚大型炸弹，来到美国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纽约市华尔街和百老汇街的交界处，停在了摩根公司的三层石灰岩大楼对面。
突然，马车中一声巨响，蓝白色的火焰冲天而起。这枚炸弹破坏力极大，当场造成30人死亡，几百人受伤。爆炸摧毁了摩根办公室内部，震碎了周围几条街区的窗户，一枚铁弹丸飞进了公平大厦三十四层的一扇窗户。
这些谋杀和暴力行为，在美国各地引起了对布尔什维克的极度愤慨。有时被激怒的公民也会以暴制暴。司法部长逮捕了许多人，最后，一整船的外国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领袖被驱逐出境。他们乘坐布福德号，途经芬兰返回俄国，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高德曼（Emma Goldman）。25年前，她的无政府主义演讲，曾诱使左尔戈斯（Leon Czolgosz）刺杀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总统。此时她并不知道，在24个月后，自己会抛弃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而到了1940年，她余生的最大愿望，就是死在美国。
美共领袖福斯特
在美共领袖中，福斯特（William Z. Foster）最为大众熟知。他是美共创始人之一，被指派接管美国工会，活动经费主要来自于莫斯科。红色国际工会（Red International of Trade Unions）从苏联政府收到了一百万美元，用于在其它国家的工会中传播共产主义。
在一战停战后不久，福斯特的事业就进入了劳工战线。当时的工人们，已经因战争影响而处于躁动状态。福斯特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在几个重要行业发起了罢工，即使在和他无关的罢工中，他也常常被认为“功不可没”。许多人在无意之中，把他们支持劳工的同情心和共产主义划上了等号。
煤矿工人积极投票，支持煤炭行业国有化，人们认为是受到了福斯特的影响。而钢铁行业罢工，似乎也被贴上了类似的标签。作为罢工的煽动者，福斯特起到的作用十分明显。许多人觉得，煤矿和钢铁工人有不少正当罢工理由。对他们来说，福斯特和他的共产党同伙趁机混入工人运动似乎并不要紧。
但是，福斯特从未真正掩饰过他的终极目标——用暴力推翻美国政府，把美国劳工（以及其他所有美国人）纳入类似苏联的共产极权统治之下。事实上，福斯特已经自视为未来的独裁者。他曾两次成为美国共产党的总统候选人，还写过一本名为《走向苏维埃美国》的书，讲述共产党将如何接管美国。
当美国国会委员会让他宣誓回答有关共产党的问题时，他表现得非常坦率：
主席：“我国的共产党主张世界革命吗？”
福斯特：“是的。”
主席：“他们（共产党）主张在美国革命吗？”
福斯特：“我已明确说过，共产党倡导在美国和其它国家废除资本主义制度。”
主席：“那么，我国的共产党是否反对我们的共和政体？”
福斯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当然如此。”
主席：“你们的主张，是用苏维埃政权取代我们的共和政体？”
福斯特：“我已经说过多次了。”
主席：“那么，如果我理解的没错，我国的工人阶级把苏联当成自己的国家，对吗？”
福斯特：“更进步的工人确实是这么想的。”
主席：“他们把苏维埃旗帜视为自己的旗帜？”
福斯特：“无论是我国工人还是全球工人，他们唯一的旗帜就是红旗。”
主席：“如果必须在红旗和美国国旗之间选择，我想你会选择红旗，对吧？”
福斯特：“我已经给出了回答。”
主席说：“福斯特先生，如果这个问题让你尴尬，我不会强迫你回答。”
福斯特回应：“我一点也不尴尬。我说得很清楚：红旗是代表革命阶级的旗帜，而我们正是其中一员。”125
从1921年到1924年，美国共产党人为了避免被捕，转为地下活动。当战时紧急法案被废除后，美共领袖们又逐渐浮出水面，继续开展颠覆美国政府的行动。
但在接下来的几年，美国社会并没特别关注安全问题。那是一个追求时尚、轻浮和战后狂欢的年代。国家的繁荣景象令人陶醉，人们根本没心思担忧几个狂人想统治世界。渐渐地，共产党这个词开始变得遥不可及。人们甚至把过去扔炸弹、罢工、逮捕和驱逐的岁月，调侃为红色大恐慌时期。
然而，正是在对共产党毫无警惕的人群中，悄然孕育着颠覆美国的危机。美国正在一种不成熟的理智主义氛围中变得老于世故；丑闻的喧嚣和骷髅的嘎嘎声，撼动了立国的根基，一个大胆指责的时代已然来临。
当时，很少人意识到，美国正在走向经济和精神的崩溃，这将引发一场知识分子的反叛。共产主义的代理人，将得以进入美国各个阶层，包括美国政府的高级职位。这就引出了钱伯斯的故事。他在此时期加入了共产党，并且作为苏共间谍头目，他的阴谋活动达到了最高级别。正因为如此，他揭露的信息，足以让我们看到一幅在1925至1938年间，共产党在美国发展的全景。
钱伯斯亲历的美国共产运动
我们在了解钱伯斯投身共产主义的经历之后，就会发现一种演变模式。这是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相当多美国青年知识分子走过的路。
钱伯斯在离纽约郊区不远的长岛长大。父亲是一位报纸插图画家，对家庭漠不关心；母亲曾是一名演员，过于慈爱而又专横；还有精神失常的祖母和一个他不太喜欢的弟弟。
钱伯斯和他的弟弟，在战后的动荡时期长大成人。和那时的许多人一样，他们的信仰和道德是缺失的。钱伯斯的弟弟在大学毕业后变得愤世嫉俗和绝望，沦为了酒鬼，最后自杀身亡。一家人似乎都陷入了毫无希望的混乱生活状态，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那样。钱伯斯这样描述自己的经历：
“当我（一战后不久）进入大学时，我的人生观和政治观是保守的，并且正在经历一场宗教体验。当我离开时，完全是自己的选择，我不再是一个保守派，也没有宗教信仰。我曾在学校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一个无神论小剧本。同年，我前往欧洲，亲眼见证了德国在战败后的狂躁不安。后来我回到哥伦比亚大学，这次是自费。1925年，我自愿退学，决心加入共产党。因为我认为，我们所处的世界正走向末路，只有动手术才能拯救人类的残局，而共产党正是历史的外科医生。”126
就这样，钱伯斯全心投入了共产党的事业。他成为《纺织工人》杂志的编辑；为《每日工人报》撰稿；娶了一位共产党员“妻子”；还学会了工会暴力罢工的战术。他写道，在那段时期，“我第一次知道，共产党在某些罢工中，僱用歹徒对付皮草老板。工会中的共产党人带着罢工队伍闯入店铺，在顷刻之间，就用锋利的皮草刀，把价值几千美元的貂皮切成了碎片。”127
他打算把共产党纲领作为自己的永久生活模式。然而没过多久，他的共产党员“妻子”就离他而去了。钱伯斯觉得，在下一次（1931年）结婚时，还是到市政厅办理正式的“资产阶级婚姻”更合自己的心意。
在此阶段，他万万没想到，自己还有其它的领悟能力。这些能力将最终引领他摆脱共产主义，并且成为了《时代》杂志的高级编辑，年薪高达3万美元（相当于2024年的几十万美元）！
1928年，钱伯斯目睹了美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大清洗。多年来，美共一直由“美国列宁”鲁森伯格（Charles E. Ruthenberg）控制。鲁森伯格猝死后，党内出现了疯狂的权力争夺。洛夫斯通（Jay Lovestone）最终夺权。福斯特则代表了一个小而喧闹的派系。但很快，洛夫斯通就犯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他站在了斯大林最强大的国内对手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一边。布哈林的政治主张，没有斯大林那么暴力。
洛夫斯通和福斯特被召往莫斯科。当两人回来时，洛夫斯通已经崩溃了。他被斯大林认定为叛徒，并被开除出党。斯大林指定福斯特为接班人。下一步，就是迫使所有美共党员支持福斯特的激进计划，否则就会被开除党籍。
大多数美共党员收到莫斯科的新信号之后，立即转向，宣誓效忠福斯特。但钱伯斯却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斯大林强迫美共党员追随他们投票反对的领袖，就像一位法西斯独裁者。他因此停止了党内活动。
此后的两年时间，钱伯斯选择留在党外。但他并没有被开除，他对共产主义的忠诚也没改变，只是对斯大林深恶痛绝。然而，大萧条改变了整个局势。钱伯斯对失业者的同情再次把他引向了美国共产党。他从各种迹象来看，预言已久的美国资本主义崩溃似乎已经到来了。
在当时的氛围影响下，钱伯斯创作了短篇小说《你能听出他们的声音吗？》（Can You Make Out Their Voices?），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这篇作品被改编成戏剧，还以小册子形式发行，被莫斯科称赞为“卓越的革命文学”。不久，钱伯斯又成为了美共的宠儿，就仿佛他从没离开过一样。
1932年6月，美共要求钱伯斯为党员身份付出全部代价——提名他担任苏联军事情报局的间谍。为了妻子，钱伯斯想逃避这个差事。但一名纽约中央委员会成员告诉他：“你别无选择。”
钱伯斯很快就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苏共间谍网的铁腕纪律之下。由于共产主义已经成为他的信仰，钱伯斯盲目服从指令，成为了阴谋活动的高手。他精通秘密会议、撰写机密文件、甩开追踪者，不信任任何人，随时待命，以响应上级的召唤。
不久之后，钱伯斯被指派为苏共在华盛顿最重要间谍小组的主要联络人。钱伯斯曾说，和他交往的几位间谍，后来都成为了美国政府的高官：
1. 希斯（Alger Hiss）。钱伯斯说，他和希斯私交很好。希斯最初在农业部工作，后来加入了参议院调查军火业的特别委员会。他还在司法部干过一段时间，后来去了国务院。在那里，他步步高升，很快就担任了极为重要的政治事务办公室主任。他曾在雅尔塔担任罗斯福总统的顾问，并担任创建联合国的国际大会秘书长。
2. 怀特（Harry Dexter White），后来成为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也是摩根索计划的撰稿人。
3. 阿伯特（John J. Abt），曾在农业部、公共事业振兴署（WPA）、参议院教育和劳工委员会任职，最后成为总检察长特别助理，负责审判部门。
4. 柯林斯（Henry H. Collins），曾在国家工业复兴署（NRA）、农业部、劳工部和国务院任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晋升为陆军少校，1948年成为美国苏联研究所的执行董事。这个机构，被司法部长称为共产党的前线组织。
5. 克拉默（Charles Kramer），曾在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和价格管理办公室任职。1943年，加入了参议院战时动员小组委员会。
6. 威特（Nathan Witt），曾在农业部任职，后担任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秘书。
7. 瓦尔（Harold Ware），曾任职农业部。
8. 佩罗（Victor Perlo），曾任职价格管理办公室、战争生产委员会和财政部。
9. 瓦德利（Henry Julian Wadleigh），曾是财政部的重要官员。
钱伯斯在作证时说，他通过这些内线，拿到了大量政府机密文件，需要两到三名摄影师的不懈努力，才能拍摄成缩微胶卷，再源源不断地送往苏联。
希斯是他的头号情报来源，每天晚上都会带一个公文包回家，里面装满了国务院材料。其中一些档案，会制成缩微胶卷。其它的则由希斯打印或手写摘要。这些文件后来经过认证笔迹，成为著名的“南瓜档案”，希斯因此被判犯有伪证罪。
在钱伯斯的晚年，有人问他，为什么有这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上当受骗，从事颠覆祖国的活动时，他解释说，如果一个人一旦信仰了共产主义，就会认为从事间谍活动是道德之举，是为人类的未来福祉而承担的责任。
在大萧条和二战期间，美国人参与苏共指挥间谍活动的程度令人难以置信。直到进入1950年代才逐渐广为人知。目前已经出版的多本书籍，完整的总结了从联邦调查局、法院和国会发掘的相关证据。
钱伯斯的顿悟和叛逃
1938年，钱伯斯作为苏共信使和联络员，正值“事业”的巅峰。可是他却发现，自己的“唯物”理念突然崩溃了。
一天早上，钱伯斯在给小女儿喂奶时，突然领悟到，人体和人格的精密和复杂性，远非偶然的累积所能解释的。那一瞬间，正是钱伯斯和共产主义分道扬镳的开端。
起初，他心烦意乱，想把这个新的念头抛诸脑后。但随着他开放自己的思维，去观察周围的证据时，他终于坚信，他生活在一个由最高智慧创造和守护的宇宙中，这个宇宙设计得精妙绝伦，令人惊叹。因此，就像当初共产哲学吸引他入党一样，信仰的崩塌也让他决心脱离共产党。几个月后，他终于挣脱束缚，逃出了苏共间谍网。
钱伯斯说，当他下决心之后，想尽办法劝好友希斯和他一起离开。可是，希斯不仅拒绝，还对他想影响自己大发雷霆。
通过观察他人的命运，钱伯斯已经预见到，脱离共产间谍网需要付出的代价。然而，他所经历的身心折磨还是超出了他的想象。
迄今为止，要想寻找讲述前共产党员苦难往事的最佳著作，非钱伯斯自传《证人》莫属。有一段时间，他因担心苏共特工暗杀，在工作时身边总放着一把枪。还有一次，他甚至想到自杀，以免揭露那些昔日好友的秘密。
1948年的钱伯斯。（公有领域）
钱伯斯的真情实感，我们只有在完整读过原著之后，才可能充分理解。对我们来说，只需知道最重要的一点——直到钱伯斯决心全盘吐露真情之前，对于苏共已在美国各阶层建立了庞大间谍网，美国民众几乎一无所知。尽管联邦调查局多年来一直悉心收集有关情报，并向政府官员发出警告，但这种不幸的状况依然存在。
本特利接替钱伯斯
钱伯斯并不知道，在他脱离苏共间谍系统之后，会有一位女士来填补他的空缺。她就是本特利。
本特利的祖先是美国新英格兰人，她曾就读于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然后又到意大利游学了一年。在本特利1934年回到美国时，发现美国陷入了经济大萧条。由于找不到工作，她决定学习商业课程。于是，她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
在那里，许多人都对她表示友善和同情。过了很久，她才知道，这些人原来是共产党员。当他们向她解释共产主义时，她觉得似乎很有道理。按照他们的说法，共产主义比美国资本主义要好得多（当时美国正陷入失业和破产的困境）。就这样，本特利加入了共产党。她以一个二十多岁女孩的热情投身于这场运动。因为她相信，历史的新纪元即将开启，人类的所有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本特利曾在纽约福利部门工作过一段时间。同时，她被任命为哥伦比亚大学共产小组的财务秘书。她还参加了共产工人学校，并用不同的假名加入了许多掩护组织，以至于有一次她去参加会议，却忘记了自己该用哪个假名！
不久，本特利就吸引了苏共间谍机构领导人的关注。就在不知不觉中，她被小心翼翼地转到了苏共的间谍网。
接下来，本特利先后为三个人工作。最后被分配给一位名叫“提米”（Timmy）的资深共产党员。结果，她爱上了提米。
有一天，提米对她说：“我们没有权利拥有这份感情，唯一的办法就是相互依靠，对外界守口如瓶。你必须完全信任我，不要过问我的身份、住处或职业。”
就这样，本特利成了共产党员的妻子。后来才知道，他叫戈洛斯（Jacob Golos），是苏共秘密警察在美国的最高头目。在他的训练下，本特利成为了她后来所说的“钢铁般的布尔什维克”。
1940年5月，本特利得知，在墨西哥发生了针对托洛茨基的暗杀未遂事件，他的贴身保镖中枪身亡。多年来，斯大林一直试图消灭他的老对手。本特利从戈洛斯的蛛丝马迹判断，她的共产党伴侣参与了这场阴谋。几个月后，一名刺客成功接近托洛茨基，用登山杖打碎了他的脑袋。
从1941年起，本特利就被苏共间谍机构指派，从华盛顿的联络人那里收集情报。她透露，自己最初是西尔弗马斯特（Gregory Silvermaster）间谍小组的联络员，他们从五角大楼和其它高度机密部门的内线获取情报。在她的间谍生涯结束前，她已经接手了钱伯斯以前的所有联系人，而且还有更多。
有时也会险些酿成大祸，例如西尔弗马斯特在库里（Lauchlin Currie，白宫行政助理）的帮助下，进入经济战争委员会工作不久后的遭遇。她透露，有人给西尔弗马斯特看了一封陆军情报局长写给他上司的信。信中说，联邦调查局和海军情报局，掌握了他和共产党有联系的证据，要求解除他的职务。
惊慌失措的西尔弗马斯特问本特利该怎么办。她给出的建议和给其他暴露的共产党员一样：“镇定自若，装出一副无辜受伤的样子：你不是共产党员，只是一直为劳工权益而奋斗的‘进步人士’，团结你周围所有的‘自由派’朋友……如果有必要，以你的名誉受到严重损害为由，聘请律师打官司。与此同时，想尽一切办法让这事不了了之，可以利用库里、怀特（时任财政部高官）以及其他任何你认识和信任的人。”128
共产党嫌犯在面对国会调查委员会质询时，为自己辩护都用这套共产党的老伎俩。熟悉的人会立即识破它。这套伎俩既天真又简单，却能够多年来迷惑和欺骗如此多的人，实在让美国蒙羞。但事实的确如此——和其它案例一样，本特利的建议，为西尔弗马斯特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他很快就获得了许多强大而且出人意料的支持。
经过3个月的反击，陆军副部长在听取各种说辞之后，认定对西尔弗马斯特不公，下令取消对他解职的要求。他被允许辞职，然后带着清白的记录，重回农业部担任原职。本特利最后说道：“在苏共秘密警察机构如释重负之后，我们又一切如常了。”
根据本特利的宣誓证词，她曾和三大间谍小组合作。第一个，就是钱伯斯此前联络的“韦尔小组”（Ware Cell）。其次是她负责的“西尔弗马斯特小组”和“佩罗小组”（Perlo Cell）。
她说，这三个间谍小组的任务，都是不断地向她提供情报，再传送到莫斯科。她披露了后两个间谍小组的所有成员和当时的职位：
西尔弗马斯特小组：
1. 西尔弗马斯特，曾任农业安全管理局劳工处长，曾短期被派往经济战争委员会工作。
2. 阿德勒（Solomam Adler），曾任财政部驻华代表。
3. 伯斯勒（Norman Bursler），曾任司法部特别助理。
4. 科伊（Frank Coe），曾任财政部货币研究部门主管助理、美国驻伦敦大使特别助理、经济战争委员会执行主任助理、对外经济管理局助理局长。
5. 戈尔德（William Gold，又名Bela Gold），曾任农业部农业经济局计划调查处助理处长、参议院战争动员小组委员会委员、对外经济管理局经济计划办公室主任。
6. 戈尔德太太（Sonia Gold），曾担任众议院州际移民特设委员会研究助理、就业安全局劳动力市场分析师；还曾任职财政部货币研究部门。
7. 西尔弗曼（Abraham George Silverman），曾任美国铁路退休委员会研究暨信息服务局局长；还曾任空军物资和服务处经济顾问兼分析和计划主管。
8. 泰勒（William Taylor），曾任职财政部。
9. 乌尔曼（William Ludwig Ullmann），曾任职财政部货币研究部门、空军物资和服务处。
佩罗小组：
1. 佩罗（Victor Perlo），曾担任价格管理办公室研究科长；在战时生产委员会工作，处理制造军用飞机的问题；他也和西尔弗马斯特小组有关。129
2. 菲茨杰拉德（Edward J. Fitzgerald），曾任职战时生产委员会。
3. 格拉瑟（Harold Glasser），曾在财政部工作，后被借调到厄瓜多尔政府和战时生产委员会；在北非阿尔及尔担任北非事务委员会顾问。
4. 克莱默（Charles Kramer），曾任职于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价格管理办公室、参议院战争动员小组委员会经济学家。他也和韦尔小组有关。
5. 莱辛斯基（Solomon Leshinsky），曾任职美国善后救济署。
6. 马格多夫（Harry Magdoff），曾任职战时生产委员会统计处、研究和统计局、工具部门、应急管理办公室和国内外商业局。
7. 罗森伯格（Allan Rosenberg），曾任职对外经济管理局。
8. 惠勒（Donald Niven Wheeler），曾任职战略情报办公室。
此外，本特利还提到以下人士，尽管他们并不属于任何间谍小组，但是他们协助间谍从政府档案中窃取了情报：
1. 格林伯格（Michael Greenburg），曾任职战争经济委员会、对外经济管理局，是中国问题专家。
2. 葛列格（Joseph Gregg），曾担任美洲事务协调办公室研究部助理。
3. 哈尔佩林（Maurice Halperin），曾担任战略情报办公室研究分析处拉丁美洲分部主管；国务院拉丁美洲研究分析主管。
4. 约瑟夫（J. Julius Joseph），曾任职战略情报办公室日本处。
5. 李（Duncan Chaplin Lee），曾任职战略情报办公室，担任负责人多诺万（William J. Donovan）将军的法律顾问。
6. 米勒（Robert T. Miller），曾担任美洲事务协调办公室政治研究主管；国务院近东事务信息服务委员会成员；国务院研究和出版司助理司长。
7. 帕克（William Z. Park），曾任职美洲事务协调办公室。
8. 雷德蒙特（Bernard Redmont），曾任职美洲事务协调办公室。
9. 坦尼（Helen Tenney），曾任职战略情报办公室西班牙语处。
本特利提供的这些名单，揭示了在她担任苏共间谍和联络人期间，苏共间谍组织如何在华盛顿窃取了大量的破坏性情报。
直到1944年，本特利一直在为苏共忠诚效力。然而，在1943年感恩节前夕，戈洛斯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这给她带来了巨大打击。在去世之前，戈洛斯向她揭露，他的苏共上司如何冷酷无情，强迫他去做一些就连他这种“久经考验”、良心麻木的人都感到恶心的事。
戈洛斯死后，本特利的幻想进一步破灭了。当她得知美国共产领袖布劳德（Earl Browder）同意把一群在华盛顿的美国共产党员，交给一帮最肆无忌惮的苏共间谍时，质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布劳德告诉她：“别天真了。你知道在关键时刻，我必须服从他们的命令。我希望能在这件事上绕开他们，但没有成功。”
“但葛列格是你的老朋友。”本特利提到小组的一名成员。
“那又怎样？”布劳德回答道。“他是可以牺牲掉的。”
不久之后，本特利见到了一位来自莫斯科的苏共高官，让她很惊讶。这位官员说，苏共授予了她最高荣誉——红星勋章。但她不仅没被这份荣誉打动，反而对这位高官的为人很反感。从那时起，她就知道苏共领袖绝对没有能力建设一个伟大的新世界，不管她给他们传递了多少情报。
本特利的共产主义理想遭到最后重击，是由于苏联人试图强迫她出卖一位女友。这位女友因为高官提供不道德娱乐而被通缉。
在一个孤独的夜晚，本特利质问自己：“我们这些当初雄心勃勃要建立一个新世界的人，现在都怎么了？”她终于能够坦然面对内心深处的真相：“我们已经腐化堕落，被一台世界上最冷酷无情的机器摧毁了。”
几周后，本特利踏进了联邦调查局的大门，决心尽其所能向她的祖国赎罪。
从不同角度来看，这既是胜利也是悲剧。对她个人而言是胜利，这是她正视自己的良心和国家的机会。但在1948年，她在国会委员会上宣誓作证时，这一切差点变成了悲剧。
许多共产党媒体和所谓的“自由派”团体纷纷指控她，把她说成道德败坏者，精神变态的骗子，精神错乱的受害者等等，不一而足。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许多证人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这场喧嚣才终于平息。
本特利和钱伯斯都曾作证说，他们代表了美国一个人数虽少但极其危险的群体。这些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因为思想误入歧途而加入了共产党。他们绝大多数人都经历了同样的演变过程：先是信仰共产主义；然后渴望采取行动；接着是直面共产党实际运作的残酷现实；最终觉醒，决心抛弃共产主义幻想，并在外面与之对抗。
幸运的是，美国那些昔日曾为共产事业奋斗的党员们，在觉醒回归之后，通常比当初离开时更加忠于美国的生活方式。然而，仍然有少数人拒绝睁开眼睛、打开耳朵，了解已经揭露出来的真相。这群没有回归的人，仍在夜以继日地为“共产事业”而“献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