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共产党战后蚕食自由世界
在二战之后，斯大林推行的共产主义扩张计划，包括三种手段：在占领区建立亲共傀儡政府；操纵卫星国军队征服新领土；通过间谍和宣传进一步渗透自由国家。
我们将探讨这三个计划取得惊人成功的原因，并且帮助您了解：
为什么霍普金斯在临终前专程访问莫斯科？
苏共的铁幕战略，是如何使自由世界失去一亿人口的？
自由世界是如何又失去中国4.5亿人口的？《魏德迈报告》揭示了什么？
美国外交发言人拉蒂莫尔（Owen Lattimore）在1949年语出惊人：“我们要做的，就是让韩国垮台，但不要让人觉得是我们推的。”您对这句话怎么看？
在朝鲜战争中，联合国军队是如何首次占据优势的？
1953年朝鲜停战后，美国国务卿如何表明将放弃长达二十年的绥靖政策？
联邦调查局在“地下战役”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为什么美国没有采取更多措施来防止中南半岛的沦陷？
在台海争端中，中共为何嘲讽美国为“纸老虎”？
苏共官员曼努伊尔斯基（Dimitry Z. Manuilsky）是如何论述“和平共处”战略的？
霍普金斯的临终莫斯科之旅
在二战即将结束时，共产党的颠覆和侵略行为变得越发明显，就连那些曾经把职业生涯押在和苏共领袖友谊上的人，也开始警觉起来了。这其中，就包括霍普金斯。
在罗斯福总统去世后不到1个月，霍普金斯就对事态的发展深感不安。他急忙安排去见斯大林。当时，霍普金斯已病入膏肓，生命垂危，但他强迫自己最后一次前往莫斯科，想从已被摧毁的战后和平计划残骸中找回些许希望。
然而，霍普金斯抵达莫斯科之后，见到的却是粗鲁而又愤怒的斯大林。斯大林对他为苏联倡导的援助计划——《租借法案》恶语相加。我们要感谢前国务卿伯恩斯（James F. Byrnes）为我们记录了当时的情况。142
霍普金斯一直自认为是苏联在美国的铁杆盟友，这通臭骂给他带来的震撼可想而知。他和同事们花费了几十亿美元，冒着引发核战争的危险，期望建立起美苏和平伙伴关系。即便是斯大林给他一记耳光，他可能也不会如此震惊。
霍普金斯极力反驳，说“美国（通过他）如何宽松的解释法律，为苏联援助了大量的食品和其它非军事物品。”斯大林承认这一点，但只是一带而过，然后强调说，美国在欧洲胜利日之后就终止了《租借法案》，这仍然让苏联人无法原谅。
在当时看来，似乎只有美国再开启一轮慷慨援助，才能平息斯大林的怒火。否则，斯大林显然想不出其它理由，还想假装得到美国的友谊。他甚至威胁，要抵制将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会议。
在现在看来并不恰当的理由驱使下，霍普金斯继续恳求斯大林留在联合国，并反复强调共产党参与联合国能获得很多好处。斯大林假装像一个生气的顽皮孩子，先是摆出一副不情愿的样子，然后又渐渐妥协了。他答应出席旧金山的联合国会议。不过，他想让霍普金斯明白，自己是在帮美国一个大忙。
霍普金斯回国了。到1946年1月他去世的时候，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由于把苏共当成自由世界合作伙伴的“战略”，那些热爱和平的国家，将迎来一个血雨腥风的时代。
自由世界失去一亿人口
毫无疑问，二战的首要目标，是解放所有被轴心国占领的国家。苏共非常清楚，如果它要把自己的影响力扩张到这些国家，尤其是和苏联接壤的国家，它就必须巧妙操作，制造出一种假象：这些国家通过自己的政治自决，实现了共产主义。
于是，对这些国家的内政保持秘密但极为主动地关注，已成为苏共的既定政策。要通过渗透和破坏，让它们自愿成为苏联的卫星国。
在一些国家，这一策略立竿见影。例如，在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在二战期间，就已经掌握了反法西斯运动的领导权。一旦获得解放，共产党人就要求获得建立新政府的权力。于是，几乎在一夜之间，这两个国家就成了苏联的卫星国。
后来，斯大林试图清洗铁托政权，但没有成功。铁托反而一度让南斯拉夫拉脱离了苏共的控制。不过，尽管美国为铁托提供了慷慨的经济援助，但他仍然公开信奉马克思主义。
苏共还在东欧国家找到了极佳的机会来实现其策略。苏联红军在二战最后阶段，占领了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大部分地区。
在撤出这些国家的红军之前，苏共实施了“和平征服”策略。它促成这些国家建立一个只包括左翼政党的联合政府，让人误以为这些国家有代议制政府；下一步是安排共产党人担任政府所有重要职位；最后一步，是强迫所有政党加入，由共产党领袖获得完全独裁权力，形成“铁板一块”。
通过这一连串精心策划的行动，到1949年，这些国家都被彻底征服。共产主义铁幕在这些国家的西部边界悄然落下。自由世界发现，自己和这些拥有1亿人民的昔日盟友，从此完全隔绝了。
蒋介石承诺实行民主宪政
与此同时，自由世界在和共产党角力的过程中，还得到了一个最惨痛的教训——失去了中国。
在经历和日本军国主义十四年的战争之后，中国满怀希望地迎来了二战的结束。抗日战争是在蒋介石的统帅下进行的。但他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承诺，一旦国家统一，将尽快实行民主宪政。在战争结束后，蒋介石下令恢复公民权利，实现新闻自由。
蒋介石清楚地知道，对中国和平的最大威胁，是来自于西北地区人数不多、但训练有素的中共军队。尽管如此，蒋介石仍计划制定一部《宪法》草案，允许共产党参政，前提是他们必须解散武装。蒋介石相信，只要消除武装叛乱，就能为中国建立一个代议制政府。于是，蒋介石邀请中共领袖毛泽东前往首都，探讨如何和平解决分歧。
毛泽东抵达后，答应合作建立民主制度。但蒋介石和他的助手们，对毛装出的诚意完全不信任。后来，蒋介石向这些紧张的同僚保证，在他确信政府安全掌握在绝大多数人民手中之前，绝不会放弃他的权力，不能把权力交给那些狡诈的共产党人。
侵犯中国权益的《雅尔塔协定》
然而，中国战后和平的希望却遭受了沉重打击。早在1945年2月，英美两国的外交官就已经知道，各国领导人已经在雅尔塔会议上同意，如果苏联加入对日作战，就给予苏联在满洲的广泛财产权。蒋介石对这一单方安排（从未征求过中国意见）非常愤怒。他一直把后来的灾难，归咎于这个严重侵犯中国权益的秘密协议。
就在日本投降的6天前，《雅尔塔协定》允许苏军进入满洲和北朝鲜。经过野蛮占领，苏军巩固了对这片领土的控制。日本人已经在满洲普遍实现了工业化，这里也是全中国最富饶的农业地区之一。事实上，中华民国政府渴望利用满洲作为工业基地，来恢复饱受重创的中国经济。
在占领满洲后，斯大林又突然出人意料地同意撤军，并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的合法性，前提是中国承认雅尔塔会议给予的满洲财产权。这还包括满洲铁路的一半所有权，以及租赁旅顺港作为苏联海军基地。在美英两国的强大压力下，中国在1945年8月14日和苏联签署了条约。
蒋介石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个条约不过是苏共的战略工具，把不公正的《雅尔塔协定》给合法化了。
正如蒋介石所担心的，苏共把满洲铁路当作自己完全拥有的铁路来经营；他们不仅在旅顺港建立了海军基地，还嚣张地拒绝中国人使用自己的大连港；他们不但没有撤离满洲，反而把满洲的所有重工业当作战利品运往苏联。这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复苏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更为恶劣的是，苏共还以各种借口拖延撤军的时间，直到中共军队从西北攻入，并最终占领了满洲。随着中共的到来，苏共又把从日军手里缴获的大量弹药和战争物资，交给了中共军队。
结果，等蒋介石的国军赶到，准备接管满洲时，他们愤怒地发现，中共已经在满洲站稳了脚跟，一场内战已经不可避免。
美国外交官挺共抑蒋
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华民国政府准备建立宪政之际。蒋介石主动把1946年5月5日，定为各党派参加的第一次国民大会日期。然而，由于在满洲爆发了内战，这个统一中国并实行民主宪政的计划遭到了严重破坏。于是，美国外交官决定出手相助。
美国外交战略家们创建联合国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并且始终坚持认为，共产领袖是潜在的和平主义者，并没有领土扩张野心。基于这个假设，他们谴责蒋介石对抗中共军队，制造新的世界紧张局势。因此，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将军被派往中国制止内战。
1946年1月，马歇尔将军抵达中国。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悲惨地表明，把共产党纳入代议制政府的想法是荒唐的。
中共提出要建立联合政府，但坚持保留自己的军队；他们希望在全国政府中拥有发言权，却拒绝中央政府介入中共占领区；他们同意停火，但只要对己有利，就会立即发动进攻；他们原本同意帮助成立一个代表各方的国会，但又在最后一刻说他们不会参与。
为了让中共参加，蒋介石推迟了第一次国民大会日期。中共却反咬一口，指责蒋介石未经授权就改期。在第二次延期后，共产党仍然拒绝参加。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大会终于召开，并在圣诞节当天，通过了一部民主《宪法》。但中共却对此不屑一顾。
至此，蒋介石已经完全确信，中共绝不想通过谈判达成和平协议，而是要用武力来赢得整个中国。他很清楚，中共永远不可能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因为他们的政策都是由莫斯科制定的。
时间最终证明，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但美国外交战略家直到中国沦陷之后，才接受了这个结论。就在中共发动攻击时，美国外交使团仍然不认为蒋介石有正当理由反击。当蒋介石要收复共产党夺取的地区时，却被华盛顿说成是不可原谅的侵略行为。
美国停止对华援助
到了1946年夏天，中共一再违反停战协议。蒋介石决定全力反击，并深入到满洲。美国外交官们急忙命令蒋介石停止行动，但他拒绝了。他说，再次休战只会让中共有时间重整旗鼓，以后的攻势会来得更为凶猛。所以，必须采取军事行动，让中共军队解甲归田。只有如此，中国才能实现宪政，而不必再担心发生叛乱。
美国国务院对蒋介石的这番话不以为然，三次命令他无条件停火。为了逼蒋介石就范，美国最终实施禁运，停止了所有对华援助，蒋介石被迫同意停火。马歇尔将军说：“作为参谋长，我武装了中国的39个反共师。现在我大笔一挥，就解除了他们的武装。”
事实证明，这对中共极为有利。当国民党军队被美国压制之时，中共重新集结力量，为后来的全面战争做好了准备。这场战争对中国是致命的。
奇怪的是，即便在蒋介石屈服、宣布停战之后，美国也没有解除禁运。国军无所作为，消耗了许多他们担心再无法补充的物资。后来，当中共军队如潮水般逼近国军时，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一项对华援助法案，但因为物资没及时运到，于事无补。
从1947年起，国军的士气开始低落。国军将领们清楚地知道，他们既是叛乱的受害者，也是美英缺乏远见的牺牲品。
在蒋介石宣布无条件停战之后，马歇尔将军呼吁中共领袖和平谈判。而中共则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应，并提出一些连马歇尔都认为完全无理的要求。他们想要回刚被收复的满洲所有富饶地区；要求解散国民议会，并在将成立的联合政府中占据主导地位。
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达成和解。马歇尔将军把中共的非分要求，视为它不再对调停感兴趣的信号。因此他请杜鲁门总统召他回国，匆匆结束了他的使命。1947年1月，马歇尔返回美国，成为新一任国务卿。
蒋介石退守台湾
在美国政府高层，有很多人对中国内战的处理方式极为不满。因此，1947年夏天，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将军奉总统之令前往中国，调查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回国后，魏德迈提交了一份报告，对马歇尔和外交使团的和平方案提出了严厉批评。他在报告中说，这不仅侵犯了自由中国的利益，就连美国和所有盟国的根本利益，也都屈服于共产党的喜怒无常之下。他建议迅速向中华民国政府提供大量援助，并预测说，如果援助及时，局势仍有可能挽回。
不幸的是，这份报告落到了魏德迈将军批评的人手中。因此，这份报告被埋藏在部门档案中近两年。等到这份报告曝光之时，采取报告中建议的行动为时已晚。
与此同时，国军的崩溃之势似乎不可逆转。本来在1947年和1948年初，国军坚守得很好。但到了1948年下半年，补给短缺和中国经济崩溃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国军的崩溃不是渐进的，而是突如其来和全面的。数以千计的士兵放弃阵地，混乱地向南逃散；还有数以千计的士兵就地放下武器，向共军投降。
到了1949年10月，中共领袖们开始大张旗鼓地庆祝胜利，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久之后，蒋介石承认失利，放弃中国大陆，退守台湾。
1949年《国务院白皮书》
自由中国的沦陷，在整个美国掀起了强烈的公愤。无论是政治领袖还是普通民众，都觉得美国的长期盟友中国被莫名其妙地出卖和颠覆了。当时，很少有美国人真正了解中国沦陷的原因。但他们知道，中华民国政府和美国的利益遭受了灾难性的打击。大家迫切要求知道真相。
于是，那些策划了这场致命对华政策的人，迅速联手撰写了一份报告，为他们的远东策略辩护。这份报告名为《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在1949年作为白皮书发布。对许多人来说，报告中的论证很有说服力，但也有人不买帐。中国的沦陷，让那些曾追随马歇尔将军、直到最后一刻仍信任共产党的人惊醒了。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博士，就是当时的关键人物之一。他身为前传教士和中国燕京大学校长，把中国的沦陷视为一场极大的人道灾难。他批评自己参与其中，并谴责同事想在白皮书中掩盖他们的错误。
司徒雷登博士坦诚地说：“我们这些负责实施中国政策的美国人，主要看到的是中共的表面，而忽略了任何极权制度所固有的不宽容、偏执、欺骗、漠视生命等罪恶；我们继续使用共产党提供的形容词，如进步、民主、解放等词，也保留了资产阶级、反动、帝国主义等含义，这正是他们所期望的；我们没能充分认识到，中国民主至今所取得的成就和潜力。所以，对于中国沦陷这场巨大的灾难，不仅是中国的责任，美国和自由世界也难辞其咎。”143
谈到白皮书，司徒雷登说：“实际上，我只是对这本非同寻常的白皮书感到困惑和不安的人之一。显然，它的目的不是要写成‘历史学家的历史’，而是在挑选当时制定政策时使用的资料。可是，那些在当时没被采用的资料，却被忽略掉了。”
这也正是魏德迈将军抱怨的。美国外交战略家们既不愿意承认现实，也不愿意改变他们对共产领袖的评价，尽管共产领袖两面三刀的证据比比皆是。
令人震惊的美国远东政策
到1949年，任何警惕的美国人，都没有理由再被共产党的战略迷惑。几十名美国共产间谍已经暴露，联邦调查局逮捕了美国共产党的核心人物，他们因图谋暴力推翻美国政府而被定罪；钱伯斯、本特利和一大批前共产间谍坦白了他们的过去；西方盟国经历了柏林封锁的严峻考验，美国花费了数十亿美元的对外援助，防止苏共用占领中国的方式吞噬整个欧洲。尽管如此，1949年10月，美国国务院仍主办了一场令人费解的会议。
这次会议的公开目的，是请专家们分析如何应对远东局势，由国务院的杰瑟普（Philip Jessup）主持。与会者不仅包括国务院官员，还包括许多对亚洲感兴趣的嘉宾。司徒雷登博士也出席了会议。会后，他对整个会议的倾向深表担忧。斯塔森（Harold Stassen）也在场。他后来作证说，大多数与会者都赞成以下政策：
1. 援助欧洲应该优先于亚洲。
2. 只有在长期谨慎的研究之后，才能开始援助亚洲。
3. 应该把苏共视为“不像希特勒那样侵略成性”，“不太可能用武力扩张帝国”。
4. 美国应该承认中共政权。
5. 应该敦促英国和印度也承认中共政权。
6. 应该允许中共政权接管台湾。
7. 如果中共坚持，应该允许它从英国手中收回香港。
8. 不应该援助印度的尼赫鲁，因为他有“反动和专断倾向”。
9. 应该打破蒋介石对中国大陆的封锁，援助中共政权。
10. 不应该援助蒋介石或华南反共游击队。
在这次会议上最积极推动以上政策的，是拉蒂莫尔（Owen Lattimore）和罗辛格（Lawrence Rosinger）。前《工人日报》编辑布登兹（Louis Budenz）宣誓作证，指认这两人都是共产党员。144
即使没有布登兹的指证，与会的每个人也都应该知道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这个政策清单都来自于当时莫斯科“党的路线”。几个月来，每一期共产党报刊都在鼓吹这些政策。而且，苏共的挑衅和煽动性政策，正在威胁着几乎所有自由国家。那些盲目听从这些建议的官员，其判断力和专业洞察力可想而知。
在这场会议结束的3个月之后，新任国务卿艾奇逊（Dean A cheson）宣布了几项政策，预示中共将夺取台湾并清算蒋介石。他否决了联合参谋长联席会议大力军事援助蒋介石的建议，在1950年1月12日宣布，上述第6点和第10点已经定为美国的官方政策。
他还明确表示，美国在太平洋的防线，既不包括台湾，也不包括韩国；如果在美国防御范围之外发生攻击，首先必须依靠被攻击人民自己抵抗。接着，他建议这些国家可以向联合国寻求援助。这个直截了当宣布放弃台湾和韩国的声明，令许多研究远东问题的学者震惊。这不仅违背了美国的自身利益，而且等于向共产党发出了邀请——可以入侵这些自由世界的盟友，而美国不会干涉。
于是，共产党只用6个月时间就做好了进攻准备。他们把几乎不设防的韩国作为第一个战场。
不允许打赢的朝鲜战争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根据《雅尔塔协议》，苏共在占领满洲的同时，也接管了北朝鲜。和在其它国家一样，直到建立稳固的共产傀儡政府之后，苏共才撤军。至于韩国，美军占领了三八线以南的领土。
1949年，联合国要求，苏联和美国必须各自撤出在朝鲜半岛的军队。但苏共为北朝鲜留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包括18.7万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士兵，173辆苏联坦克，大量苏联大炮和200架苏联飞机。而另一方面，韩国是一个新生的共和国，军队只有9.6万人，装备落后，几乎没有坦克、反坦克武器、重炮或战斗机。
这意味着在1949年底，和台湾防范中共攻击相比，韩国抵抗北朝鲜攻击的能力更弱。华盛顿外交官向台湾和韩国声明，一旦遭到攻击，他们绝对不可指望美国提供任何军事援助。外交发言人拉蒂莫尔解释了当时的立场：“我们要做的，就是让韩国垮台，但不要让人觉得是我们推的。”145
1950年6月25日黎明时分，北朝鲜的8个师越过三八线，南下直逼韩国首都汉城（现称首尔）。
韩国总统李承晚急忙向联合国安理会、华盛顿的杜鲁门总统和驻扎在日本的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求救。三方都迅速做出了回应。安理会宣布北朝鲜犯有破坏和平罪，并要求其军队退回三八线（如果苏联派代表出席，无疑会否决这项决议。但苏联正抵制安理会，因为中国席位依然由中华民国而不是中共拥有）。
麦克阿瑟将军飞往朝鲜半岛，向华盛顿报告了韩国的危急局势。杜鲁门总统抛弃了外交顾问制定的政策，命令麦克阿瑟将军把驻日美军投入韩国战场，以遏制北朝鲜的进攻。
连续几个星期，战争的形势一片黯淡。麦克阿瑟将军被任命为联合国部队最高指挥官。但初期这些部队的兵力非常有限，只能守住釜山附近的滩头堡。于是，麦克阿瑟将军制定了一个大胆计划，不仅难度大而且不合常理。他相信，这个计划一定会让北朝鲜军队大吃一惊。
9月15日，在朝鲜半岛的中部，美国海军（还包括两艘英国航空母舰）、空军、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联合起来，在仁川发动了一次巧妙的登陆战役。仁川海水高潮和低潮的落差高达29英尺，在这里登陆简直就是异想天开。然而，通过分秒必争的时机控制，登陆终于成功了。这让北朝鲜军队猝不及防，陷入了强大的南北夹击之中。美军截断了他们的补给线，然后迅速合拢，消灭了集中在南方的北朝鲜精锐部队。这是一场辉煌的胜利。
1950年9月15日的仁川登陆战，美国海军陆战队越过红滩北侧的海堤。（公有领域）
麦克阿瑟将军随后兵分两路，韩国军队沿东海岸，联合国部队沿西海岸，挥师北上。在此过程中，麦克阿瑟将军得不到清晰的指令，必须根据华盛顿和联合国的模糊暗示行事。一时之间，他似乎被禁止追击撤往北方的敌军。
到10月中旬，联合国军的沿海先头部队，已逼近朝鲜最北端。战争看似即将结束，统一朝鲜半岛、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前景指日可待。然而，到了11月，出人意料的灾难降临了。
从朝鲜北部边界的鸭绿江对岸，如洪水般涌入了中共军队，数量竟然有100万人！联合国军发现，自己已经被狂热、尖叫，自杀式的人潮淹没。麦克阿瑟将军用无线电通知华盛顿：“我们正面临一场截然不同的战争！”
联合国军队的防线，被敌军切得七零八落，只好退守到三八线以南。麦克阿瑟将军几乎不敢相信，中共竟敢冒着美国原子弹轰炸和空军大规模报复的风险，对联合国军队发动这种不可原谅的攻击。然而，他不知道的是，中共已经通过间谍得到了惊人的保证：华盛顿、伦敦和纽约的外交官们，不会允许麦克阿瑟动用美国空军报复，麦克阿瑟只能进行“有限”的战争。
在这关键时刻，麦克阿瑟将军意识到，联合国里的亲共势力和美国国务院的左翼支持者们，正在瓦解白宫、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朝鲜战争指挥官的决策。他发现自己急需的大量物资，被按照国务院会议定的优先级转到了欧洲；他受到特别限制，不能追击中共战斗机到他们的基地；也不能轰炸输送大量敌军物资到鸭绿江北岸的满洲铁路；他更被禁止炸毁鸭绿江大桥，这座桥是敌军补给的生命线；而他的后勤补给和增援也被削减，以至于几乎不可能战略反攻；外交官们还断然拒绝了蒋介石的提议——派遣几千名训练有素的国军参战。这是对麦克阿瑟将军的最后一击。
在长达四个月的时间里，麦克阿瑟将军无奈地看着这些政策导致的屠杀。他终于按捺不住，违反总统1950年12月6日发布的禁言令，回答了国会议员马丁（Joseph W. Martin）的书面询问，解释为什么联合国部队在朝鲜遭遇了挫折。1951年4月5日，国会宣读了麦克阿瑟将军如何赢得战争建议的信。五天后，杜鲁门总统下令，立即撤销麦克阿瑟的所有职务。
李奇威（Matthew B. Ridgeway）将军接替了麦克阿瑟。麦克阿瑟返回美国，对自己军事生涯的突然结束满心疑惑。当他抵达旧金山时，迎接他的是大批热情欢呼、赞誉的同胞。他这才明白，原来美国政治体制的疾病并未蔓延到全身，只是局限在头部的一个角落而已。
麦克阿瑟将军被撤职后，朝鲜战争又陷入了两年僵局。在后来的国会委员会听证会上，克拉克（Mark Clark）将军、斯特拉特迈尔（George E. Stratemeyer）将军、范弗利特（James A. VanFleet）将军和乔伊（Charles Joy）海军上将等人，解释了他们在朝鲜指挥部的遭遇。他们一致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军队从来没有被允许打赢战争。
外交政策的“遏制共产党”理论，在实际应用中变成了“遏制联合国部队”。人们很快发现，朝鲜战争的指挥和政策，和那些导致中国沦陷的政策如出一辙。
此后，更多细节被揭露出来。在这一关键时期，不仅是外交官的阴谋诡计导致朝鲜战争无法全胜，苏共间谍更是常在伦敦、华盛顿和纽约联合国官员的身边，推动莫斯科的政策路线。这其中就包括两位英国高级外交官——麦克莱恩（Donald MacLean）和伯吉斯（Guy Burgess）。麦克莱恩是英国外交部美国事务部门主管；伯吉斯是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二等秘书。就在英国情报部门即将逮捕他们时，两人都逃到了铁幕之后。
朝鲜停战
到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就职时，人们对朝鲜战争的前景普遍感到悲观和绝望，迫切希望以某种方式停止这场血腥的战争。3月5日，一则新闻迅速传遍全球，让和平的希望瞬间升温——斯大林死了！
第二天，苏共新领袖马林科夫（Georgi Malenkov）上任。他是斯大林的前秘书、苏共秘密档案的管理人。他和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Lavrenti P. Beria）联手夺取了最高权力。贝利亚拥有200万人的特工和军队，掌管着强制劳改营，还负责监督核能发电厂。
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很快发现，苏联正面临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国内和卫星国的压力在不断升高，就像1922年和1932年那样。马林科夫决定给百姓一些喘息的机会：“让我们暂时搁置重工业，人民无法靠重工业吃饭，我们应该关心人民的基本需求。”
这是苏共政策的重大转折。马林科夫在国内的口号是“增加粮食”；而对外，他倡导和所有民主国家“和平共处”。
就在斯大林死后的第23天，中共根据新的指示，开始和联合国部队指挥官谈判。1953年7月27日，双方签署了停战协议，12天后正式生效。
朝鲜战争就此结束。美国耗费了200亿美元，超过13.5万人伤亡。而韩国有100万人死亡，100万人伤残，900万人无家可归。还有400万北朝鲜难民涌入了韩国。
美国终结二十年的绥靖政策
从朝鲜战争走出来的美国人民，比当初参战时更加悲伤，也变得更有智慧。权威人士指出，这场战争暴露了两大问题。首先，它让美国人清醒地认识到，只要共产主义威胁仍在，就必须时刻整军备战；其次，它向美国人暴露了联合国的致命缺陷。参议员塔夫托（Robert A. Taft）总结说：“联合国作为世界的公共论坛，它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对于抵抗武装侵略，它根本无能为力。”
早在1950年，当联合国呼吁所有成员国共同抵抗共产势力时，只有十六个国家响应，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武装部队，但只有3.5万人；韩国虽地小人少，却保持了40万人的军队；而美国则出兵35万以弥补兵力的不足。在此期间，超过100万美国士兵在朝鲜半岛轮换，以维持稳定的军力。因此，在普通美国人心目中，联合国已经不再是集体安全的象征。
令人难忘的是，正当美国和韩国承受战争重担之时，苏联和英国却违反联合国禁令，向中共运送战略物资。在联合国大会上，苏共外交官维辛斯基（Andrey Vyshinsky）明目张胆地挑战：“苏联从不隐瞒卖给盟友中国军备的事实，而且还会继续卖！”
朝鲜战争的结束，象征着一个时代的落幕。1953年夏天，美国向英国和法国发出宣告，如果共产党在朝鲜破坏停火协议，我们将立即对中共发动大规模战争。英法两国都支持这一立场。
许多人当时并没有意识到，美国的这一行动，等于宣判了对共产党绥靖政策的死刑。这个政策整整持续了二十年。
FBI地下战役清算美共
对于绥靖政策的终结，没有人比胡佛更感到欣慰了。他是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作为美国的执法者，他从1919年开始，就一直努力向政府领袖和公众揭露共产主义的邪恶本质。那一年，他作为司法部长助理，编写了第一批反映世界共产颠覆运动的法律简报。
在二十年的绥靖政策期间，许多美国人被“共产党统战的甜言蜜语”所诱惑，产生了虚幻的安全感。而胡佛却双拳出击，严厉打击那些蚕食美国的共产党人。他强调说：“美国共产党……应该和三K党、已经消失的德裔美国人联盟和其它极权团体一视同仁……就像普通罪犯寻求黑夜的掩护一样，共产党人藏在虚假的幌子后面，持续执行他们阴险毒辣的计划，企图剥夺美国人的自由遗产。”
胡佛令共产党大伤脑筋。在大多数国家里，共产领袖都能以腐败和侵犯公民自由的罪名，抹黑政府警政机构的名声。然而，胡佛用毕生精力建立和发展联邦调查局，并且让大众知道，任何类似指控都是子虚乌有的诡计。
多年来，大众已经了解，联邦调查局特工侦查无辜嫌疑人花费的时间，和揪出有罪者花费的时间同样多。事实上，通过严谨侦查和人道对待罪犯，联邦调查局获得了高达85%的认罪率。146
因此，共产党一直想把联邦调查局抹黑成“美国盖世太保”，可惜成效不佳，这让他们非常失望；联邦调查局训练的特工们，具备了自由国家政府官员的应有素质——机警、睿智、科学和勤奋，这使共产领袖们气急败坏；更让他们感到恐慌的是，特工们追查颠覆分子时悄无声息、有条不紊，俨然在打一场地下战役。这一切都预示，共产党的阴谋家们将迎来清算之日。
1948年7月20日，美国共产党的所有领袖都被起诉。受审的“十一巨头”全被定罪。他们的六名律师，也因在审判期间藐视法庭被罚款或监禁。其中4人弃保潜逃，联邦调查局不得不跨国追捕，才把他们缉拿归案。
此后不久，美国政府确信苏共间谍一直在窃取原子能情报。于是授权联邦调查局侦查。几周之内，联邦调查局翻阅了数以吨计的记录，询问了各原子能工厂的几百名受限制雇员。再经过缓慢的筛查，最终锁定了物理学家福克斯（Klaus Fuchs）。他曾在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秘密实验室工作过很长时间。而此时此刻，这位已入籍英国的德裔科学家，已经是颇有威望的英国哈维尔原子能机构的主管。
根据联邦调查局的情报，福克斯是打破自由世界原子弹垄断权的头号嫌犯。英国情报局迅速行动。不到1个月，他们就发现一些证据，初步印证了联邦调查局的情报。1个月后，他们已经确信无疑。1949年2月3日，英国宣布，福克斯已被逮捕，并已全盘招供。
福克斯的供词引发了联邦调查局又一轮追捕。福克斯说，他把原子弹的有关情报，交给了一个他只知道叫“雷蒙德”（Raymond）的人。这人显然是个信使，负责把情报送到苏联驻纽约领事馆。联邦调查局必须查明他的身份和下落。尽管除了外貌特征和化名，以及他可能是位化学家之外一无所知，但特工们最终还是抓到了这个人，他就是戈尔德（Harry Gold）。
戈尔德也供认不讳。这使联邦调查局最终揭开了一个困扰全美国的谜团：“原子弹的引爆机制如此精妙，苏共需要很多年才能摸索出来。他们是怎么得到情报的？”戈尔德说，这是他们偷来的。联邦调查局趁热打铁，继续深挖。新的线索把他们带到了两位美国公民——罗森堡夫妇（Ethel and Julius Rosenberg）的家门口。
调查显示，朱利叶斯‧罗森堡（Julius Rosenberg）曾向他的小舅子格林格拉斯（David Greenglass）施压，要求他向戈尔德和他本人提供有关引爆装置的所有核心信息。格林格拉斯也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原子能秘密实验室工作，对原子弹的构造和引爆原子弹的透镜装置非常熟悉。他最终被引诱画出了在广岛投下的原子弹草图，并提供了引爆透镜的详细图纸。罗森堡夫妇随后把这些情报传递给了苏共的间谍小组。
苏共的科学家得到这些情报后，迅速缩短了和美国原子能竞赛中的差距，并成功试爆了第一枚原子弹。大家还记得，当时让西方国家大为震惊。苏共利用这一暂时优势，大肆炫耀着他们的核武器，并指示中国和北朝鲜的共产领袖，四处寻找军事征服的机会。于是，他们迫不及待地开始为朝鲜战争做准备。
事实上，当罗森堡夫妇被定罪并准备服刑时，美国正处于朝鲜战争之中。数以千计的美国人牺牲了生命，以阻挡罗森堡夫妇助纣为虐引发的红祸。
在法庭上，考夫曼（Irving Robert Kaufman）法官注视着这对男女，对他们说：“和你们所犯的罪行相比，蓄意谋杀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在我看来，你们把原子弹情报交到苏共手中，让他们提前几年制成原子弹，超出了我们最优秀科学家的预测。这已经导致共产党对韩国的侵略，伤亡已经超过了５万人，而且还可能会有几百万无辜的人，为你们的叛国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事实上，你们的背叛无疑改变了历史进程……
“我要说的话，对我来说无比沉重。我日夜思考，翻阅档案，扪心自问，想找到一丝怜憫的理由。因为仁慈是人之常情，尽力挽救生命也是天经地义的。然而，我深信，如果我对被告罗森堡手下留情，我就违背了人民对我庄严而神圣的信任。朱利叶斯‧罗森堡和艾瑟尔‧罗森堡，我没有权力宽恕你们。只有上帝才能宽恕你们的罪行……现在判处你们死刑。”
格林格拉斯被判处十五年徒刑。
这是美国历史上的一段悲剧，但它验证了胡佛最初的判断：共产领袖们“持续执行他们阴险毒辣的计划，企图剥夺美国人民的自由遗产” 。
不过，胡佛深知，只要共产党在“地下战役”中失败，它就永远无法对美国发动最后的致命一击。他坚信，经过精心挑选和认真训练的自由战士，完全可以和共产领袖们斗智斗勇，并取得最终胜利。
苏共集团陷入困境
到了1953年，苏共不仅在国际上陷入窘境，铁幕出现的巨大裂痕，也显示苏共集团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共产党强大和团结的宣传不攻自破了。
共产东德爆发了起义，人民用砖块和赤手空拳面对坦克；拒绝向东德人开枪的苏军官兵被处决；捷克斯洛伐克也发生了多起反抗事件；波兰、保加利亚和乌克兰的起义也在酝酿中。
经济学家从马林科夫的演讲和官方信息中发现，苏联人每周工作38个小时赚取的食物，在1928年只需26个小时就能得到；尽管人口在大幅增加，但当时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下生产的粮食，竟然比1928年“新经济政策”时期还要少。
苏联的卫星国之所以起义，就是因为人们发现，苏联可能永远无法兑现向他们提供食物、衣物和机械的承诺。恰恰相反，破产的苏联，却像一只巨大的寄生虫，不断从卫星国家掠夺资源。
西欧各国的生活和这些共产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它们正享受着40年来的最繁荣时期。美国捐赠500亿美元来支持这些国家战后重建，而它们正在迅速走向自立。美国也达到了经济繁荣的顶峰。这证明美国不仅有能力创造更多的财富，还把财富公平地分配给了民众。人们对自由资本主义已经恢复了信心。
英国著名社会主义者刘易斯（W. Arthur Lewis）教授公开承认，社会主义在英国的实践，令他大失所望：“所做的一切……不是把财产转移给工人，而是转移给了政府。工人仍然是雇员，在大型企业中受命于人，历尽挫折……那些期望国有化能提高工资的人……已经失望了。这并没有解决劳资关系问题，反而减少了私人财富……它提出的控制问题还没解决，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我们希望政府拥有多少权力？”147
共产势力控制北越
朝鲜停战之后，共产领袖并没有因为苏联国内问题而减弱侵略的欲望。他们想要征服中南半岛。而中南半岛的战争，原本是当地人民摆脱法国殖民统治的尝试，但由于共产势力的渗透，最终使这场争取自由的战争变成了法国和越共之间的战争。越共获得了苏共和中共的大力支持。而法国共产党（法国最大的单一政党）的妥协，致使法国失败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1954年7月21日，法军战败。在日内瓦会议上，法国同意撤出越南。自此越南分为南越和北越两个国家。北越由越共统治。实际上，越共并未遵守《日内瓦协议》，一直动作不断，图谋颠覆南越政权。148
此时的毛泽东已陶醉于双重胜利之中。为了确保中共对共产祖国的忠诚，甚至苏共也认为有必要向他和中共做出让步。1954年10月，苏共官员长途跋涉来到北京，向毛泽东作出以下承诺：
1. 苏共撤出此前获准租用的旅顺港；
2. 把苏共自战后经营的铁路和其它产业，以“合作伙伴”的名义优惠卖给中共；
3. 为中共提供1.3亿美元贷款；
4. 帮助修建两条横贯中国的铁路；
5. 帮助中共新建15个重工业项目；
6. 促成（中共）夺取台湾；
7. 争取把日本纳入共产阵营。
显然，即便苏共嘴上说“和平共处”，自由世界也无法回避中共的扩张企图。
“我们正面临被消灭的威胁！”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法国在中南半岛的惨败，是一场令人痛心的政治悲剧。法国国会中的100名共产党员（他们甚至拒绝起立向法国战死的军人致敬），策划了这场7年战争的失败结果。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日内瓦停战会议上，痛斥了那些懦弱和颠覆行为，使1,200万人成为共产侵略的牺牲品。他说：“如果是以投降为代价，和平和团结当然容易实现。然而，我们面临的艰巨任务，是要在不放弃自由的前提下实现和平和团结！”
杜勒斯国务卿离开日内瓦后，启动了一轮紧张的环球之旅。他呼吁所有自由国家，对共产帝国主义的荒谬绥靖做痛苦的重新评估。在20个月的时间里，他的行程超过了15万英里。当他结束这轮出访时，美国已经加入或加强了一系列遏制共产党的区域组织。
让苏共战略家们沮丧的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2条，美国的这些做法是合法的。因此，美国开始公开利用北约（NATO）、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等区域组织作为互助的安全机构。这大大削弱了苏共此前滥用安理会否决权对西方国家的瘫痪性箝制。
美国还宣布，它不会对苏共建造远程轰炸机部队坐视不管。共产媒体宣传说，这些轰炸机能够向美国城市投掷氢弹。作为回应，美国迅速在铁幕周围打造了一圈防御基地。苏共立刻像受了伤的熊一样咆哮：“我们正面临被消灭的威胁！”
杜勒斯国务卿冷静地重申一个共产党应该知道的事实——除了侵略者之外，任何国家都不会害怕这些基地。然后，他清晰而又铿锵有力的阐述了一个最新原则——如果苏共胆敢对自由世界发动突然袭击，将立即启动大规模报复。
一时间，莫斯科陷入了不祥的沉默。
苏共测试美国的新强硬政策
1954年下半年，苏联国内显然发生了重大政治变化。好战而又顽固的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和循规蹈矩的党内政客布尔加宁（Nikolai Bulganin），开始频繁登上新闻头条。
前苏共官员霍赫洛夫（Nikolai E. Khokhlov）说，这是一个不祥之兆。他认为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是世界共产革命的推动者，这和马林科夫、贝利亚有所不同，他俩想首先改善苏联人的生活条件。
1954年秋，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率团访问北京。在那里，中共得到了准备进攻台湾的指示。由此可见，苏共已经更新了权力结构。接下来，马林科夫抛弃了他的搭档贝利亚，加入了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的新阵营。
12月下旬，贝利亚和他的三名助手被处决。马林科夫也被立即降职，但他及时改变了立场，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布尔加宁取代了他的位置，赫鲁晓夫则在幕后制定政策，并喊出了新口号：“恢复重工业制造武器”和“用法令增加粮食生产”。
与此同时，中共领会了新上级的精神。在莫斯科的默许下，他们令人震惊地宣布，违反朝鲜战争结束时的战俘交换协议，扣留美军战俘。
《朝鲜停战协议》明确规定，所有要求回国的联合国军战俘，即使其中一些人可能被指控犯罪，都应立即送还。现在，中共却以犯有间谍罪等为借口，要扣留一些美国战俘。美国人的愤怒达到了极点。许多美国人第一次意识到，共产党的承诺是多么不靠谱。
尽管公众义愤填膺，一些美国人还是左右为难。因为他们急切希望摆脱外交困境，专注于国内发展，这将给美国自由经济带来空前繁荣。
毛泽东把这种大众心理认定为厌战情绪。于是，他一方面在整个亚洲加大宣传攻势，把美国说成“纸老虎”；另一方面，他继续向美国政府挑衅，宣布将扣留更多美国战俘，看看美方如何回应。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决定按照赫鲁晓夫的战争指令，对台湾发动攻击，向全世界证明美国的无能。就在短短几周内，中共密集轰炸了掌控在蒋介石手中的近海岛屿，这是对台湾全面进攻的前奏。
对美国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因为美国已经承诺保卫台湾。如果美国动摇了，东南亚的自由之光，很可能就此熄灭。此外，五亿中立的亚洲民众也在密切观察，看美国领袖到底如何评估风险，又会如何拷问自己的道德信念。
1955年2月初，中共和世界其它共产党得到了答案。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两党支持的决议，授权美国总统把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并下令在遭到攻击时，发动全面战争。这自然包括使用核武器。
东南亚的小国们群起欢呼。显然，美国不仅有“大规模报复”的意愿，而且还真的会这么做！在万隆亚非会议上，几个小国大胆指责中共的“共产殖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侵略”。这无疑对毛泽东的宣传战和他莫斯科后台的威信是一记重击。
几周之内，美国和太平洋盟国的坚定立场开始结出神奇的果实。莫斯科发出命令，“和平共处”再次成为时代主旋律；中共开始释放他们非法扣押的美国战俘；台湾问题已被悄然淡忘；赫鲁晓夫还向美国发出了互访的邀请，连媒体编辑、国会议员和农民都包括在内。他本人表示，可能会访问美国。战后弥漫全球十年的紧张气氛开始消散。面对这些出人意料的转变，全世界都似乎感到满意，民主国家再度回头，安心专注于国内事务。
就在看似世界岁月静好之时，军事情报部门却发出了一个不祥的预警。一份报告说，苏共虽然在国外对民主国家宣扬软政策，在国内却仍然向军队灌输强硬的帝国主义政策。苏共教导军队说：“在现代战争中，突袭的重要性已大大增加。”并且“共产党要求我们陆海军全体官兵，必须保持极度警觉和持续战备，以便能够先发制人，发起猛烈攻击，并最终彻底击败敌人。”149
这些话让很多人觉得耳熟。警觉的美国人回忆起1949年，代表苏共主持联合国安理会的曼努伊尔斯基（Dimitry Z. Manuilsky），就曾在莫斯科的列宁政治战争学院这样教导人们：
“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决战是不可避免的。当然，今天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发动进攻。要想获胜，我们需要出其不意，必须让资产阶级觉得高枕无忧。所以，我们将首先发起有史以来最轰轰烈烈的‘和平运动’。到时候，我们将有激动人心的姿态和前所未有的妥协。愚蠢而又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将会再次抓住成为朋友的机会，并欢欣鼓舞的参与自我毁灭的过程。一旦他们放松警惕，我们就会用紧握的铁拳摧毁他们！”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