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江泽民的腐败治国时代

苏联和东欧共产阵营解体，使共产主义理念彻底破产；中共的历次运动和“六四”大屠杀，也使自己丧尽了民心。此时的中共仅剩一张共产党的外皮，被西方国家孤立。

为保住中共政权，邓小平定下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²⁰¹ 以免引起西方对中共的更大敌意。同时他认定，如果不尽快重启经济改革，中共就会像苏共那样垮台。

1992年1月19日，88岁的邓小平突然到武汉、深圳、广州和上海等地南巡。他通过当地官员向江泽民喊话：“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谁不改革，谁就下台。”邓小平的话被香港媒体报道后，又很快传回国内。

江泽民眼看地位不保，赶紧表态拥护邓小平讲话，全力支持改革。²⁰² 接下来，江泽民很快就尝到了“跛脚改革”的甜头——利用权力发大财。由此，开启了他的腐败治国时代。

“闷声发大财”

中共权贵们很清楚，中共政权是他们荣华富贵的保障。他们绝不能让人民享有民主和人权。否则，不但权力难保，还要被人民清算血债。

所以，尽管邓小平在南巡中敦促改革开放，但他更强调反对“自由化”：“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20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20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²⁰³ 很显然，他这是在为镇压“六四”运动辩解。

中共党史学者高文谦说，中共在“六四”事件后，留下了两个政治遗产：“一是开启了暴力维稳的国家治理模式；二是坚决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思维，就是底线思维。”²⁰⁴

江泽民在此后的党代会中也反复强调：“绝不搞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²⁰⁵“必须坚持和完善这个根本的政治制度，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²⁰⁶ 也就是说，中共偶尔提到的政治体制改革，只不过是对中共极权加以“完善”而已。

这种“跛脚改革”，注定会导致畸形的经济结构、严重的贪污腐败和贫富分化，根本实现不了邓小平所谓的“共同富裕”。“有利就想，有钱就图”，很快就成了中共官员们的座右铭。

2000年10月，江泽民在训斥香港记者时无意中说出了心里话：“中国人有一句话叫‘闷声发大财’，我就什么话也不说，这是最好的。”²⁰⁷ 那么，权贵们是如何“闷声发大财”的呢？

“一家两制”

从1990年代初开始，中共权贵们就搞起了“一家两制”，让家人掌控了中国的主要垄断企业。《北京之春》前主编胡平说：“政府掌握了大量的资源，很方便利用机会搞腐败，搞腐败不能官员一个人，总得与商结合，中共官员中就普遍出现了‘一家两制’的现象。家里有人当官，有人经商。”

到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财富增长主要集中在房地产、矿产能源、金融和中共特许的垄断行业。这些领域也都控制在中共权贵家族手中。以下是几个最典型家族：

1. 邓小平家族：

邓小平次子邓质方：成立四方地产公司，在上海、北京、天津、大连、广州、深圳和珠海等城市圈地，人称“地产大王”。

邓家大女婿吴建常：成立东方鑫源等公司，垄断有色金属资源。

邓家小女婿贺平：成立保利集团，专做军火生意。²⁰⁸

2.江泽民家族：²⁰⁹

江泽民长子江绵恒：网通公司董事长，业务涵盖电信、半导体、工程建设等领域。

江泽民次子江绵康：上海市正局级巡视员，负责全市土地、拆迁、规划、建筑总协调。

江绵恒之子江志成：成立博裕资本，从事私募基金业务，掌管海量资金。

3.李鹏家族：²¹⁰

李鹏夫人朱琳，曾任龙头企业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董事长；

李鹏长子李小鹏，曾任其母朱琳下属的华能国际总经理、副董事长、董事长；

李鹏女儿李小琳，曾任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等职。

2001年11月，《中国证券市场周刊》文章《“神奇”的华能国际》披露，这几家大型垄断电力公司几乎变成了李家企业。作者马海林把华能形容为“一艘巨舰”，由朱琳担任“船长”，李小鹏担任“舵手”。李鹏闻讯大怒，马海林被捕，下落不明。

“半人半神”

中共权贵们发财轻而易举，远非常人所能企及。旅美经济学者何清涟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后产生的三代富翁：

第一代富翁，是被中共传统就业体制抛弃的人。例如：出身于地主、富农等“黑五类”家庭，以及劳改释放犯等。这些人迫于生计，只好干起了当时被人瞧不起的“个体户”；

第二代富翁，是80年代下海的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他们凭自己的一技之长，赚取了较高的收入。

第三代富翁，是1985年实行价格“双轨制”之后的“下海”者。他们大多和中共官员沾亲带故，有的本身就是官员，通过做“官倒”发家致富。到1990年代之后，他们又凭借权力和积累的资本，在“圈地运动”和国企“股份制改造”中成为了亿万富豪。其积累财富的速度之快举世罕见，远非前两代富翁所能及。

何清涟曾亲耳听到第三代富翁洋洋自得地说：第一代富翁是“半人半鬼”，第二代富翁是“凡夫俗子”，第三代富翁是“半人半神”。他们之所以自称为“半神”，是因为他们确实“神通广大”，可以轻轻松松发大财。前两代富翁和他们相比那是天差地别。我们来看看，他们在“圈地运动”和“股份制改造”中是如何操作的。

“圈地运动”

中国的“圈地运动”，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进入高潮。各地政府或以拆迁为名剥夺城市居民住房，或用极少补偿强占农民耕地，导致很多拆迁户无以为生，引发的反抗非常惨烈。

2003年8月22日中午，南京玄武区邓府巷居民翁彪回到家中，发现自己住了10多年的房子，已经被强拆成了废墟。家里的金银首饰、现金等财产都被抢走。他大叫一声，转身就去了政府拆迁办公室，在那里用汽油自焚身亡。²¹¹ 类似的因强拆自杀抗争事件，在中国屡见不鲜。

中共在1949年建政之后，就暴力剥夺了人民的土地和其它私有财产，美其名曰“全民所有”。所以，老百姓的老房产价格并不包括地价。而新房子的价格则是包括地价的（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地方政府之所以热衷于暴力拆迁，就是因为它不用给拆迁户土地费，然后一转手，就可以把地高价卖给开发商。这等于从百姓身上净赚一大笔财富。

原本没有价格的土地进入了市场，变成了天量的财富，拉升着中国的GDP。卖地和房地产的相关税收，成为了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源。地方官员既有了政绩，又从房地产商那儿得到了好处，何乐而不为？可是，很多拆迁户得到的补偿款，根本买不起昂贵的新房子，由此失去了安身之所。



北京石榴庄村民李焕君的房子被中共政府强拆。她坐在废墟上失声痛哭。（美国之音）

2002年5月，上海首富周正毅没花一分钱，就拿到了上海最稀有的8个黄金地块，俗称“东8块”，上万户市民被迫拆迁。²¹² 许多市民指控当局和周正毅勾结，赔偿金不合理。上海郑恩宠律师因为拆迁户提供法律帮助，而被判刑3年。²¹³ 郑恩宠后来披露，周正毅其实是帮江泽民儿子江绵恒、江绵康敛财的白手套。这两人在东8块中各占有1块。²¹⁴

中国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在15%以上，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圈地运动”使很多权贵发了大财。2002年，在中国福布斯的前100名富豪中，有40多人做房地产生意。那些和房地产商勾结的中共官员们，自然也肥得流油，据业内人士透露，仅批地的行贿成本，就占了地价的30%。²¹⁵

与此同时，中共国企的“股份制改造”和“资产重组”，又为权贵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化公为私”机会。整个过程不透明，不民主，自然也就不可能公正。所谓的“管理层收购”，实际上是政府官员和企业官员互相勾结，自卖自买，合伙瓜分国有资产。他们还用赠送原始股、分配上市额度、操纵股市等手段大肆敛财。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很多亿万富翁。²¹⁶

中共先推行血腥的“化私为公”，然后又借改革之名“化公为私”，把人民的财产变成了权贵们的私产。胡平的话一针见血：“两件坏事都让你一个党做完了，古今中外还有谁比得上你。”²¹⁷

江氏“财富王国”

江泽民儿子“化公为私”的本事首屈一指。1992年，江泽民的长子江绵恒在美国留学归来。两年后，江绵恒就用几百万元人民币，“买”下了上海市经委价值上亿元的联合投资公司（下面简称“上联”），开始了他“闷声发大财”的生涯。

由于江绵恒的特殊身份，海内外商人都以和他拉上关系为荣。短短几年时间，江绵恒就建立起庞大的电信王国，上联和上联控股的公司就有十几家，如上海信息网络、上海有线网络、中国网通等。江绵恒的董事头衔也多得数不清，如上海航空、上海地铁、上海过江隧道等等。上海商界都知道，江绵恒既是中国电信大王，也是上海滩的大哥大。民间称其为“中国第一贪”。²¹⁸

2001年5月，香港举办“全球财富论坛”，有500多位全球政商领袖出席。江泽民特意带江绵恒参加，以扩展江氏“财富王国”的人脉。²¹⁹

江泽民的次子江绵康则非常低调。他是上海市城乡建设交通委员会正局级巡视员，负责全市土地、拆迁、规划、建筑的总协调。他还掌控了依附于这个委员会的企业、媒体和研究机构。这是上海市最有油水的政府部门。举报江绵恒的郑恩宠律师说，这个巡视员的职权，其实和建设委员会主任一样大。上海是个大城市，每年要搞几千个工程，包括挖地铁等等，那是相当了不得的事情。江绵康和江绵恒占有“东8块”的2块地皮，应该是举手之劳。²²⁰

江绵恒的儿子江志成，长得有些像他祖父。2009年，他在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第二年9月就在香港成立了博裕资本，从事私募基金业务。

2011年，江志成赚到了第一桶金。他出资约8千万美元，收购了在上海、北京国际机场的日上免税行40%股份，并获得了控股权，当时确定的估值为2亿美元。但是，根据日上免税行的2012年销售数据，专家认为估值应为16亿美元。博裕资本的这笔投资，在极短时间内就净赚了7倍。

2012年，江志成又和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面谈，加入了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牵头的财团，帮助马云筹集71亿美元，从雅虎手中回购约20%股权，借此获得了阿里巴巴5.6%的股权。作为财团成员之一，江志成也在阿里巴巴上市后赚得盆满钵满。

江志成的投资非常精准，都是中国最能赚钱的企业。例如，阿里巴巴、蚂蚁集团、滴滴出行和信达资产等等。路透社在2014年确认了15家中国私募股权基金，它们或是由“太子党”创办，或是聘请了“太子党”担任高管。这些私募股权基金的有限合伙人，个个都实力非凡，如美国的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主权财富基金、大学捐赠基金等。对于合伙人而言，中国市场的游戏规则十分简单：“只要认识对的人就行，这就是你为何投资一支太子党基金。”²²¹

中国流亡富豪郭文贵指控，江氏家族侵吞了中国人至少1万亿美元的财富，其中一半江志成已经成功转往海外，是真正的“中国首富”。²²²

《谁的鲁能？》

江派二号人物曾庆红的儿子，“化公为私”的手段也毫不逊色。2007年1月，《财经》杂志的报道《谁的鲁能？》，曝出了一个惊人黑幕——两家不知名的私营公司，用37亿元（人民币，下同），收购了帐面价值近740亿元的山东鲁能发电公司92%的股份。

此事曝光之后，舆论大哗。《财经》杂志社被中共高层勒令整顿，中国证监会不得不宣布收购违法。2008年2月，这两家私人公司又以83亿元的价格，把持有的鲁能股份卖给了山东电力公司。这一买一卖，仅一年多时间，就净赚了46亿元。²²³

尽管这两家公司背后的股权结构扑朔迷离，还是有人道破了天机。前军事图书出版社社长辛子陵披露，真正的持股人就是曾庆红的儿子曾伟。他说：“这样一个大案，当时是不了了之的，因为江泽民在，不能查。”²²⁴ 曾庆红是江泽民的心腹，在1989年随江泽民进京，一路高升为中共政治局常委和国家副主席。

暗中操作把这700亿元国有资产送给曾伟的中共高官，不但没受处罚，反而都升了官。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张高丽，后来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共政治局常委；时任国家电网总经理刘振亚升任了董事长。²²⁵

早在1990年代，曾伟就和证监会副主席王益联手，协助企业办理上市审批手续，轻松赚大钱。此后，曾伟的商业版图从煤矿、股市到高档购物中心，不断扩张。曾家到底拥有多少财富，外人很难估算。2008年，曾伟在澳大利亚买了一套豪宅，价值3,200万澳元。²²⁶

贪官百态

曾庆红的贪腐得到江泽民的保护，并不令人奇怪。江泽民毫无治国能力，在中共的党、政、军中也缺乏根基。为巩固权力，他通过默许腐败来换得官员们的效忠。如果哪位官员对江泽民有异心，就会遭到他以反腐为名的严厉打击。这样一来，既能借机清洗异己，又能为自己脸上贴金，一举两得。于是，中共迅速堕落成一个为所欲为的贪腐集团，其核心就是江派人马，也称“江家帮”。

民间有个流行的段子说：如果让所有中共官员站成一排，全部枪毙，肯定会有冤枉的；但如果要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会有漏网的。这形象地描述了江泽民的腐败治国时代。

江泽民在2002年卸任中共总书记，由邓小平指定的胡锦涛接任。但是江泽民精于权斗，此后的政治局常委中大半仍是江派人马，其它党、政、军要职也大多在江派手中，江泽民得以在幕后操控，把腐败治国一直延续到2010年代。

贪官们涉案金额巨大，动辄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例如2009年，3l位国企官员犯罪涉案金额达34亿元，人均涉案金额近1.1亿元。²²⁷ 至于更高级别的巨贪，老百姓很难知道真实数字，官方公布的数字往往都是修改过的。

贪官要想多捞钱又没风险，就得精心编织一个确保升官的腐败保护网。一位四川省的贪官说：“因为上级领导做官也需要钱，所以我要经常给领导送钱，领导升官了，我也能随之高升。”一个顺口溜说得很到位：“提升在于运动；不跑不送，降级使用；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²²⁸

买官、卖官的风气在1990年代中期兴起，到2000年后成为了常态。2005年爆出的黑龙江省委副书记韩桂芝、绥化市委书记马德的买官、卖官案，涉及260多人，包括多名省级官员、上百名地市级官员，当时被称为“中共建政以来的最大买官卖官案”。²²⁹ 但是，这和后来曝光的卖官案相比，仍是小巫见大巫。

贪官们生活腐化，以包养情妇为荣。中纪委官员承认：“查出的大案当中，95%以上的涉案的官员都有女人的问题。”²³⁰ 一个高官身后有十几个、几十个女人，或者一个女人身后有十几个、几十个高官的现象也很常见。2007年，网友们发起了“全国二奶大赛”，原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因拥有146位情妇获得了“数量奖”。

贪官和情妇结成同盟，以权谋色，以色谋权，以权换钱，成了中共官场的一个奇特景观。一位名为李薇的女子，至少有10多位副省部级以上的中共高官情人，被称为“公共情妇”。²³¹

司法系统的腐败更加惊人。有一个广为人知的顺口溜：“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了，还说法制不健全。”就是中共司法腐败的生动写照。²³² 一位法律专家写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司法腐败几乎扩散到每一个司法机关，渗透到每一个司法环节，成为当今司法机关的恶性肿瘤。”²³³ 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就是一个大贪官，后因收受巨额贿赂被判无期徒刑。²³⁴

贪官们最了解中国国情，都知道中共早已经烂透了。他们一边口称“爱党爱国”、“反腐倡廉”，一边趁大权在握之时多捞钱，然后再设法把钱转到海外。很多人干脆安排妻儿移民，把自己变成“裸官”。这样一来，一旦有风吹草动，就可随时逃之夭夭。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喆披露，从1995年至2005年，全国共有118万“裸官”。²³⁵

可想而知，贪官们转往海外的财富是个天文数字。专门研究腐败和洗钱的全球金融诚信组织（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发现，2000至2011年这11年里，中国的非法资金外流就高达3.79万亿美元（约合23.6万亿人民币）。²³⁶ 如果这些财富不被中共官员们霸占和挥霍，而是用来发展经济，造福于民，勤劳节俭的中国人，早就过上了幸福生活。

“世袭”的“穷二代”

中共权贵阶层尽享改革红利，占有了中国经济蛋糕最大、最有营养的部分。而为改革付出巨大代价的工人和农民却收益很少。为减轻国企负担，几千万工人被迫失业；在“圈地运动”中，几千万农民失去了土地。这些都导致中国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

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发布的《2006年全球财富报告》披露，中国0.4%的家庭占有了中国财富总量的70%！这个数据也只是计算了公开的资产，并不包括贪腐的灰色收入。²³⁷

2008年，中共官方统计，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收入10%家庭是最低收入10%家庭的23倍。但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学者王小鲁认为，还应该算上高达5.4万亿元的灰色收入。计入之后，这两部分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之比高达65倍，堪称世界之最！²³⁸

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只能在社会底层挣扎求生。用世界银行人均每天消费低于1美元的贫困标准测算，中国2004年的贫困人口超过1.6亿人。²³⁹



中共城管人员正在“执法”。（微博图片合成）

“太子党”、“官二代”和“富二代”，意味着权贵阶层的“世袭”。与之对立的是被迫“世袭”的“穷二代”。2009年，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西安等大城市又出现了“蚁族”——“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仅在北京的“蚁族”，保守估计就有10万以上。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高智、弱小、群居，和蚂蚁很相似。这些“蚁族”大多来自农村，父母含辛茹苦，自己20年寒窗，熬到大学毕业，还是成了“穷二代”。

这种不公正的贫富分化，导致中国社会弥漫着“仇官”、“仇富”的情绪，一个偶然火星就会引发抗争之火。1990年代中期之后，群体抗争事件逐年增多。从1993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到2008年，又超过了10万起，参与者数以百万计。²⁴⁰

于是，坐在火山口上的中共，又把维护政权稳定当成了重中之重。2010年，中共的维稳费用高达5,500多亿元，超过了军费。²⁴¹ 中共不去解决问题的根源——共产极权制度，宁愿耗巨资镇压民众，也不用这笔钱来为民造福，可见其邪恶。老百姓的维权和中共的维稳，成为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旦维权力量超过临界点，中共必然垮台。

“神奇的国度”

比贫富分化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整个中国社会的道德崩溃。中国自古有言：“万恶淫为首。”中共贪官们的荒淫无度，败坏了传统家庭观。上行下效，“性解放”的淫念蔓延到全社会。人们“笑贫不笑娼”，“泡妞”成了常见的“公关”手段。到2010年，官方承认中国有600万妓女，人数世界第一。²⁴² 实际人数可能远不止于此。

在江泽民时代，人们最自由的“权利”非“性解放”莫属。在网络上，你如果想搜索“六四”或“法轮功”真相，那会非常难。因为中共在全面封锁这些信息。但是，它虽然一直高喊“扫黄”，却对网络色情的泛滥无动于衷。

2009年11月，一位中科院学者用手机上网，搜索“爽图”等十个中性词汇，竟然搜索到4,790万个淫秽不堪的网页，几乎没有任何防护门槛。²⁴³ 18岁的张武（化名）长期沉溺于网络色情。2009年7月，他因强奸、杀害了一位13岁幼女，被判了无期徒刑，一生就这样毁了。²⁴⁴ 中国有10亿网民，泛滥的网络色情毒害了多少人的心灵？可想而知。

中国人的身体也饱受毒食品的残害。2008年中共奥运前夕，共军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张伟发现，接连收治的4名结石患儿喝的都是三鹿奶粉。他说：“职业的敏感性让我不寒而慄。”张伟继续调查，逐渐揭开了三鹿毒奶粉的盖子。²⁴⁵

与此同时，三鹿集团已在婴幼儿奶粉中检测出三聚氰胺超标。但当地官员为了奥运“维稳”，要求拿钱堵嘴，注意保密，导致毒奶粉蔓延全国，一些结石患儿被迫手术治疗，多人死亡。²⁴⁶ 到2008年12月底，已有近30万幼儿受到了三鹿奶粉的毒害。²⁴⁷

何止毒奶粉，中共治下的毒食品花样繁多，真假难辨，防不胜防。在2011年的一次假冒伪劣商品展览现场，摆满了地沟油、染色馒头、瘦肉精、墨汁粉条、假羊肉片……一位公安部高官承认，现在是无处不假，无货不假。一位画家看着地沟油感叹道：“足以乱真！”²⁴⁸

自古以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做人的底线。但在江泽民时代已远非如此。农民不吃自己养的猪肉，因为瘦肉精太多；不吃自己种的菜，因为有太多剧毒农药……上海盛禄食品公司做染色馒头，被查出后，工人告诉记者：“打死我都不会吃。”

一位大陆媒体人说：“这个时候打死我都不吃，一转身出去买猪肉了，晚上得吃饭，那是含瘦肉精的，这个时候就变成一种恶性循环。”²⁴⁹ 很多人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都在推波助澜。如此互相残害何时休？

普通百姓逃脱不了吃毒食品的命运，但中共官僚阶层自有办法。“特供”早已经从中南海，普及到了市、县、乡。各级官员为确保吃得健康，纷纷找一块山清水秀之地，不惜代价打造自己的“特供基地”。²⁵⁰

2011年5月1日，《南方周末》记者来到了戒备森严的“北京海关大棚”，四周是两米多高的围墙和铁栅栏，由五名保安把守。六十四座蔬菜大棚整齐排列，果园里的桃树、梨树已经挂果。这些特供食品是真正的绿色食品，优先强调“安全”。²⁵¹

其实，中共掌握着所有国家资源，完全有能力解决毒食品问题。2012年6月，香港卫生局长称赞说，内地供应香港食品的安全率达到了99.999%，非常难得。一位大陆网友质问道：“既然各种各样的‘特供食品’能够保障安全，为何其它食品就无法保障？”²⁵² 答案很简单——虽然中共把所有政府牌匾都加上了“人民”二字，但是，它从来就没想过“为人民服务”。

和暗地里制造毒食品、假冒商品相比，医院的敛财手段就显得堂而皇之了。一位北京著名三甲医院的医生披露，很多癌症病人并非死于癌症，而是死于过度治疗。例如，一期肺癌患者手术后，再活5年的机率可以达到90%，国际公认没必要做术后化疗。但在中国医院，多数病人术后都要“被化疗”。例如，一位70多岁的老人患了早期肺癌，由于多次不必要的化疗，不仅多花费了30万元，还搞垮了身体，早早地送了命，人财两空。

滥用心脏支架，是过度医疗的另一种典型现象。每个心脏支架医院进价3,000至6,000元，卖给患者是2.7万至3.8万元，可谓超级暴利。因此，很多不该放支架的患者被医生放了支架，有的患者竟然被放了10多个，被称为“钢铁长城”。这些案例也不过是过度医疗的冰山一角。本应为“白衣天使”的医生，竟然堕落成见利忘义、谋财害命的“杀手”。²⁵³

有一首民谣说得非常贴切：“50年代人帮人，60年代人整人，70年代人哄人，80年代各人顾各人，90年代见人就宰人。”²⁵⁴ 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现在“骗亲宰熟”却成了常态。一切向钱看，人人都梦想一夜暴富，“道德多少钱一斤”成了口头禅。

面对中国社会道德崩溃，人心不古，一家大陆媒体发文哀叹：“这是一个神奇的国度……政府说什么都加以怀疑，这已经成为多数人的习惯。”“如今，怀疑和警惕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因为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不断发生……面对如此世态炎凉只能茫然自问：我们究竟该相信谁？”²⁵⁵

中华五千年文明古国，何以沦落至此？自古以来，善恶有报就是社会常识；“仁义礼智信”是社会稳定的保障。但是，中共通过消灭宗教，摧毁了对神的信仰；通过“思想改造”和“反右”运动，消灭了承担社会良知的“士”阶层；通过“文化大革命”，把中华传统文化几乎摧毁殆尽。而江泽民时代的腐败，又无限放纵了人的欲望。如果一个人达不到做人的道德标准，又与禽兽何异？

早在90多年前，蒋介石就预见到了这个结局，这也是他坚决剿共的原因。他在对军官训练团演讲时说：“共产党要教我们中国人都变成一个不忠不孝，无礼无义的禽兽！就是不许我们做一个人！要中国人都做禽兽的行为！”²⁵⁶

中国社会道德如何沦丧，并不是江泽民所在意的。他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权位。尽管他用腐败换得了官员们的支持，却一直苦于在军队毫无威信。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1995年访美，似乎让他找到了一个立威的机会。

李登辉访美风波

李登辉曾留学美国，获康乃尔大学博士学位，成为一位农业专家，后来从政。他在1988年蒋经国去世之后，继任为中华民国总统。面对中共统一台湾的“国策”，李登辉对此不卑不亢，一直强调，必须在“两岸分治的现实上追求中国的统一”，中共对此无可奈何。²⁵⁷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克林顿（Bill Clinton）1993年1月成为第42任总统。他在竞选期间，抨击老布什总统宠溺“北京屠夫”，给予中共最惠国待遇。他承诺，人权将在他的对华政策有更优先地位。当年5月底，他邀请“六四”学生领袖等40名中国异议人士到白宫，展现了他对中共的强硬立场。

中共高层很清楚，中国的发展急需美国的支持。于是，它加紧了对克林顿政府和美国国会的渗透，设法建立亲共同盟。克林顿竞选时的大金主，在中国有生意的美国商界人士，都纷纷给克林顿施加压力。于是，克林顿的反共立场开始“大逆转”。²⁵⁸ 1994年5月，他宣布把贸易和人权脱钩，继续给予中共最惠国待遇。²⁵⁹

这个决定代价高昂，克林顿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反复无常的总统”形象，却没有得到中共的回报。中共高层就此认定，克林顿是软弱的，可以通过施压改变他的立场。²⁶⁰

1994年5月，李登辉过境夏威夷，美国国务院反对李登辉在夏威夷过夜，只同意他过境加油，然后到贵宾室休息。李登辉觉得受到不公平待遇，拒绝下机。他对来迎接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讽刺说，不能送到机门了，免得不小心滑落，踩到美国的土地。²⁶¹

消息传开，美国国会舆论哗然，认为克林顿政府屈从中共，太失外交礼仪，也违背民主自由的价值观。1996年5月，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以396：0和97：1通过决议案，要求克林顿同意李登辉访美。克林顿迫于国会的强大压力，宣布同意李登辉来美做“私人访问”。²⁶²

1995年6月，李登辉访问母校美国康乃尔大学，发表了题为《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的演讲，表达他的民主自由理想。李登辉说：“这个世界终将了解，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是一个友善且具实力的发展伙伴。”²⁶³ 江泽民恼羞成怒，召回了驻美大使。

台海导弹危机

接下来，江泽民决定效仿邓小平，通过中共军队大规模军演对台“武吓”，借机为自己立威。²⁶⁴ 1995年7月21日至24日，共军向台湾方向连续发射了六枚弹道导弹，²⁶⁵ 距离台湾彭佳屿北侧只有60海里。²⁶⁶

8月1日，克林顿给江泽民写了一封信。尽管这封信至今没公开，但在10月他和江泽民的会谈内容中，还是能看出他的态度——他尊重中共“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并未明确要求中共停止武力威胁台湾。²⁶⁷

克林顿的绥靖怂恿了中共。8月到11月，共军又三次出动舰艇共203艘次、飞机852架次，进行海上攻防和福建东山岛两栖登陆演练。²⁶⁸

美国开始担心事态升级。12月19日，美国“尼米兹号”航母首次经过台湾海峡驶向香港，向中共释放美国可能干预的信号。但是对中共来说，这个信号并不强烈。1996年3月23日，台湾将举行第一次总统大选。江泽民既不愿意李登辉胜选，又怕激发大陆人的民主诉求。于是，他决定在台湾大选期间继续发射导弹。²⁶⁹

3月8日，美军监测到中共发射的三枚导弹，落在了基隆和高雄附近的航道上，其中一枚甚至飞越了台湾上空。美国国防部长佩里（William Perry）立刻警告在美的中共外事办主任，如果中共攻击台湾，将会有严重后果。²⁷⁰

但中共并不打算收手，反而又在台湾附近启动了两阶段大型海空联训和三栖登陆演练，企图向台湾选民施压，搞掉李登辉。²⁷¹

台湾国军进入临战状态，秘密调派火箭连和战车连进入外岛。²⁷² 紧急改造而成的4枚地对地战术导弹“天弓2S”也部署到马祖。²⁷³ 驻守外岛的士兵写下了遗书，誓言“同岛一命，坚守到底”。²⁷⁴

克林顿感觉事态严重，3月8日与11日，他把“独立号”航空母舰和“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先后部署到台湾海域。²⁷⁵



1996年3月8日，美国部署到台海的“独立号”航空母舰。（公有领域）

中美军力本就相差悬殊，江泽民一看美国态度强硬起来，赶紧为军演制定了“三不”原则——导弹不飞越台湾岛上空；海空军不过海峡中线；不会实际占领台湾岛屿。²⁷⁶ 3月25日，中共的军演匆匆结束。

李登辉如此评价中共的行事方式：“一见到对手软弱就欺凌，（对手）一旦强大起来就有所顾忌而退缩。”²⁷⁷

中共这次耗费40亿元人民币的军演，导致了两个事与愿违的后果：一个是美国意识到中共是台海和平的威胁，“战略模糊”并不能震慑中共，必须清晰表达防卫台湾的承诺；另一个是台湾民众对中共的敌意上升，最终选出了一位反共的总统——李登辉以54%的高票赢得了大选。²⁷⁸

“二奸二假”，出卖国土

江泽民口口声声要统一台湾，对台湾不惜文攻武吓，看似非常“爱国”。可是，他竟然把相当于40个台湾的国土，白白送给了俄罗斯。

1999年12月9日，江泽民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订了《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承认了晚清以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卖国条约。中共为了不引人注目，只在12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100多字的简短介绍。之后，江泽民又主持和俄罗斯签订了另外两个外交文件，共向俄罗斯出卖了160多万平方公里的宝贵领土，相当于东北三省面积的总和。²⁷⁹



1999年12月9日，江泽民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会晤。（中共官媒人民网英文版报道截图）

但纸里终究包不住火，一些有心人发现了这个惊天丑闻。流亡美国的著名作家郑义对此义愤填膺：“（中国）生存条件较好的国土，面积约为300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总面积的1/3弱（29%）……西边不能去，是高原；西北是荒漠；正北是草原和沙漠；东南是大海……唯一可去之处只有东北——越过黑龙江，那片原来属我们祖先的肥沃土地和原始森林。”“中国之劫之难之凶之险，百年以降，唯此为大。”²⁸⁰

郑义的话并非危言耸听。中国虽然号称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是世界第三大国家。可是，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却只有0.08公顷，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²⁸¹

中国二战史学者吕加平痛斥江泽民，说他是远超秦桧的卖国贼。他还在2009年12月和2010年8月连发两文，揭穿了江泽民的真实身份，在海内外引起了轰动。

据吕加平考证，江泽民有“二奸二假”：

第一奸：江泽民和他的生父都是日伪汉奸。江泽民的父亲江世俊，做过汪伪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江泽民则在汪伪中央大学接受过汉奸培训。

第二奸：江泽民是苏俄奸细。1954年至1956年，江泽民在苏联学习期间，和克格勃美女特工克拉娃勾搭成奸，成为藏在中共内部的苏联奸细。

第一假：江泽民是冒充1946年加入中共的假党员。据当时的南京中共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等3人证实，江泽民在就学的南京伪中央大学和上海交大，都不是中共地下党员。

第二假：江泽民是假冒的中共烈士子弟。他的汉奸父亲，不可能把锦衣玉食的他，过继给穷困潦倒、死去多年的中共党员江上青当养子。而且，也并没有任何确凿的过继证据。²⁸²

至此，江泽民卖国的动机也就不难理解了——他的把柄一直捏在苏联和此后的俄罗斯手里。如果暴露，不仅权位不保，还可能下场凄惨。

对于如此轰动之事，江泽民从未有过公开回应或辟谣。但是，吕加平夫妇很快就被秘密逮捕。2011年5月，北京市中级法院判处吕加平10年徒刑，吕的妻子被判刑3年，缓刑5年。²⁸³

贸易和人权之战

就在江泽民与俄罗斯签署卖国条约的同一年，11月15日，克林顿派贸易代表率团飞往北京，和中共达成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协议。²⁸⁴ 根据WTO规则，中共还需要拿到一份美国国会授予的永久贸易特权（简称PNTR，也称永久最惠国待遇），才能最终“入世”。为此，克林顿在白宫设立了跨部门协调机构，专门游说国会。

美国众议院定在2000年5月23日，对PNTR法案投票。由于中共迫害人权劣迹斑斑，在美国国会两院，反对中国加入WTO的声音都非常大。1997年就被中共流放到美国的民主人士魏京生，亲身参与了这场贸易和人权之战。他说：“实际上PNTR那场斗争，在国会确实是美国近代以来最大的，最严厉的一场斗争。双方观点很尖锐。”

5月9日，前总统卡特、福特（Gerald Ford）和几十名前政要云集白宫，敦促国会批准PNTR法案。为了造势，白宫还公布了40多位州长支持对华贸易的信函，以及微软、IBM等200家高科技公司致国会的公开信。

尽管如此，直到投票前一周，反对PNTR法案的议员仍然是多数。魏京生说：“我那时候每天要串好多个办公室，一个一个说服。克林顿干脆就拿车往白宫接，一天接待好几拨。”

魏京生早已看透中共。他认为，如果让中共加入WTO，它经济实力变强之后，反而会更加压迫老百姓，并不会实行民主。当时的美国民众也普遍是这个看法。

他接着说：“其实那时候各大报纸左右派报纸做的民意调查，都说70%左右的老百姓不同意给中国这个PNTR和WTO，不同意。老百姓其实也很多人明白，议员基本上都明白，只是从利益关系上，他们就是不得不投给那边。”

众议院最终以237：197通过了PNTR法案。4个月后，参议院也以83：15通过。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²⁸⁵ 西方各大公司纷纷涌入中国市场，期望从中分得一杯羹。

“市场陷阱”

中共的改革开放，利用中国大量的低人权劳工和对外资让利的政策，把外商牢牢地吸在了中国市场。江泽民的腐败治国，又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大染缸。西方企业要想在中国立足，赚大钱，就得“入乡随俗”，和中共权贵搞好关系。否则的话，很多事情办不成。而且即便赚了钱，也缺乏安全保障。

美国某品牌中国公司客户经理蒂姆，是一位黄头发蓝眼睛的美国人。他和所在城市的中共官员打成了一片，无论是审批土地和项目、还是办理减免税，都是一路绿灯。在招待中共官员的宴席上，蒂姆会娴熟地用筷子给官员们夹菜，用蹩脚的中文和他们称兄道弟。饭后，蒂姆安排官员们做足疗，在宾馆的总统套房打麻将……类似蒂姆的故事，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商中司空见惯。

外商搞关系的方式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行贿。2006年中国《法制早报》披露，在10年内就查出了50多万宗跨国腐败案件，其中64%与外贸和外商有关。²⁸⁶ 从1998年至2009年，IBM中国用提供跨国旅游、娱乐和现金等方式，向中国和韩国官员行贿至少114起。因违反了美国《反海外贿赂法》，美国对其处以1,000万美元罚款。²⁸⁷ 这类典型案例，还涉及美国雅芳、德国西门子等各行业巨头。这些企业在本国都奉公守法，一到中国就学坏了。

另一类是聘用中共高官子女——“太子党”。自江泽民上台之后，很多太子党出国留学。西方大公司和银行聘用他们，以获得一般人拿不到的项目。原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女婿冯绍东（Wilson Feng），就曾任美林（Merrill Lynch）证券中国区顾问和主席。美林成为工商银行首次上市的主要承销商，还参与了中国国际航空等公司的上市，冯绍东功不可没。²⁸⁸

一位资深外交官说：“你在中国待得越久，你就越会意识到，一切都是由几百个有权势的家族控制着；你还会意识到，大多数外国大公司都在试图聘用中国官员的子女，以便能拉上关系做生意。”²⁸⁹

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商陷入了中共的“市场陷阱”，见利忘义事件不断发生。例如，美国高科技巨头思科在2000年之后，帮助中共建立网络监控系统“金盾”，用来监控和镇压异议人士。仅因此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就超过了5,000名。很多人遭受酷刑，甚至被迫害致死。2011年5月，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人权法律基金会”（Human Rights Law Foundation），在加州联邦法院对思科提起了诉讼。²⁹⁰

腐蚀西方

这些外商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中共也渐渐变得财大气粗。它通过“订单外交”，又把腐败输出到了西方国家。1990年，中共向美国献上了一份大礼——签订了波音史上最大的一笔民用飞机订单——订购72架波音飞机，总价值90亿美元。²⁹¹ 此后，中共又多次向美国派出大型采购团，用订单收买美国公司游说美国政府，企图化解对它的制裁。

中共擅长把订单作为要挟手段。飞机订单是给美国波音，还是给法国空客，要看现在哪个国家更亲共。如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时，克林顿曾力挺台湾。危机刚结束，中共转脸就把30架飞机的订单给了法国空客，价值15亿美元。到了1997年，江泽民访美，需要和美国搞好关系，就又订购了50架波音飞机，价值30亿美元。²⁹²

从中共那里得到实惠的美国大企业，成了中共的代言人，为它在美国积极奔走。在整个1990年代，它们的游说确保了美国每年都给中共最惠国待遇。它们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游说各州政府亲共，甚至各有分工。例如：波音负责华盛顿州和堪萨斯州，摩托罗拉负责德州和伊利诺伊州。²⁹³

2001年7月，北京正在申办2008年奥运会。美国赌场大亨阿德尔森（Sheldon Adelson）来到北京，在中南海见到了副总理钱其琛。钱其琛主动说，将支持他在澳门开赌场。这让阿德尔森喜出望外。

随后，阿德尔森又会见了北京市长刘淇。刘淇请他帮忙摆平一件事——美国众议院正要讨论一项反对北京申奥的议案。阿德尔森是美国众议院多数党——共和党的重要捐款人。他立即给共和党党鞭迪莱（Tom DeLay）打电话。

迪莱支持这个决议，他认为“中共恶劣的人权记录违背了奥运精神，应该考虑取消北京的申办资格”。阿德尔森向刘淇保证“尽我所能”。大约3小时后，迪莱给他回了电话：“你很幸运……你告诉市长，他可以放心，这个议案永远不会再讨论了。”3天后，国际奥委会宣布北京入选。²⁹⁴

在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之前，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在白宫接见了魏京生等民主人士。魏京生提醒小布什说，他参加北京奥运是个错误决定，中共一定会把他此行解释成对它的支持，这会给中国百姓造成很大误解，但无济于事。小布什随后飞往北京，参加了奥运开幕式。²⁹⁵



2008年7月29日，美国总统小布什会见魏京生（左二）等民主人士。（公有领域）

前美国驻瑞士大使戴维斯（Shelby Davis）在一次演讲中说，当年56位美国国父签署《独立宣言》时，愿意“以生命、财产和神圣的荣誉”来立誓。而现在的美国，可能很难找到56个这样的人了。²⁹⁶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也曾说：“美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她的善良；如果美国不再善良，她将不再伟大。”²⁹⁷

其它西方国家也和美国差不多，在人权和利益面前，很多时候都选择了利益，淡忘了自己的立国之本。

暴政领袖

西方政要和国际奥委会给自己找的理由是，帮助中共发展经济，就可以促进它改善自由和人权。然而事实是，中国的人权状况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了。在2008年北京奥运之前，中共不仅变本加厉打压上访冤民、异议人士和信仰群体，还犯下了以下暴行：

1. 一直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其罪行在2006年3月曝光于世。

2. 隐瞒汶川大地震预警，导致几十万人死伤，其中有很多是学生。

3. 掩盖“三鹿毒奶粉事件”，导致毒奶粉扩散，近30万幼儿受害。

尽管中国民众深受中共之害，西方国家却一直用“资本主义的营养”，养肥了中共的肌体。到2010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全球第一。2011年11月，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和安全委员会”发布了年度报告，对中共入世10年的后果做了盘点：²⁹⁸

1. 中国的经济自由度在大幅下降。中共控制的国企收入在GDP中占了一半，但只创造了8%的就业。85%的银行贷款给了国企。创造绝大部分就业的私企却因缺乏资金、税负沉重在不断萎缩。

2. 中国实现政治自由更加无望。中共耗费巨资，建立了庞大的监控网络，严密管控媒体和网络信息，随意抓捕异议人士。

3. 中共对外日益咄咄逼人。在南海制造争端；对美国实施网络攻击；对西方发动舆论战；支持朝鲜等流氓国家。

4. 中共并未遵守其入世时的承诺。采用各种手段强迫外企转让技术；对出口企业补贴并严重低估人民币（变相补贴），和外企不公平竞争。

美国学者研究发现，中共的不公平竞争重创了美国的经济和就业，从1999年至2011年，美国因此流失了240万个工作机会。

美国专栏作家章家敦认为，让中国入世是一个悲剧性错误：“我们的教训是政权的性质很重要。你可以与民主国家打交道……但不是好战的极权主义政权。”²⁹⁹ 魏京生对此非常感慨：“如果当年不给中国PNTR和WTO的话，共产党怎么会熬到今天，怎么会甚至变成美国的威胁了？”³⁰⁰

魏京生确实所言不虚。如果美国能像当年里根对待苏联那样，在中共全面实行民主自由和市场经济之前，绝不给中共提供任何援助，和它有任何贸易往来，并对其侵犯人权的罪行严厉制裁，中共早就像苏共那样垮台了。中国人早就享有了自由和富足的生活。

西方对中共的绥靖不仅是助纣为虐，也在养虎为患。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共已不再“韬光养晦”，而是要“有所作为”。它支持了朝鲜、古巴、伊朗、津巴布韦和卢旺达等世界上所有残暴政权，对它们提供经济援助、监控技术和杀人武器，阻止联合国干预、阻挠国际审判等等，加剧了全球的人权迫害。在西方为它投入大量资金、技术的短短十几年内，中共就成为了世界残暴政权的领袖，人类自由的头号公敌。³⁰¹

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道德沉沦，江泽民难辞其罪。除了其腐败治国之外，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他残酷镇压了能显著提升道德水平、以“真、善、忍”为原则的法轮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