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邓小平的跛脚改革

毛泽东在1976年9月去世之前，就已经安排了华国锋为接班人。新任中共领袖华国锋身材魁梧，对毛泽东忠心耿耿。毛泽东临终给他留言说：“你办事，我放心”。¹⁶⁵ 华国锋认为自己是毛泽东遗产的继承者。他主张“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被人们讥讽为“两个凡是”。

不过，华国锋为了巩固权力，很快就对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下手了。10月6日，华国锋联手中共元老叶剑英和负责中南海警卫的汪东兴，逮捕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随之而来的是全国性的政治清洗、群众大会声讨和审判。这四人成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替罪羊。此时，初战告捷的华国锋并不知道，他将很快遇到比他更厉害的对手。

邓小平复出

1977年夏天，在叶剑英等中共元老的要求之下，邓小平又回到了中共的权力中心。邓小平身材矮小，精明能干，阅历丰富，在中共的党、政、军都有深厚的根基。尽管他在运动中被毛泽东屡次打压，但他也和华国锋一样，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拥护者。

经历近30年运动的中国，百业凋零，老百姓生活困苦。农民一贫如洗。到了1978年，全国仍有2/3的农民生活比1950年代还差，1/3农民的生活还不如1930年代。新华社记者到安徽采访，发现凤阳县的前五生产队，10户人家就有4户没大门，有3户没桌子，68个人有40多人没棉裤。

工人的境况比农民稍好一些。例如：在1975年，天津工厂的一线工人，有70%以上是二级工，全部收入就是月薪41.5元。他们没有私人财产，是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¹⁶⁶ 老百姓在贫穷这一点上，确实是“平等”了。

不过，中共官僚阶层的生活就大不一样。在1956年中共工资改革之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最高级别和最低级别相差了28倍。除此之外，中共高官们还享受着别墅、特供商品、秘书、警卫、司机、勤务、保姆、厨师以及医疗和专车等福利待遇。以上海的住房分配为例：上海市按行政级别把住房标准分成十几级。特甲级可享受200平米以上的“大花园精致住宅”；而9级以下却只能分得“板房简屋”。如果把这些福利待遇都算上，高低收入差别已经远远不止28倍了。¹⁶⁷ 事实上，中共在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同时，又造就了一个凌驾于百姓之上的官僚阶级，他们自称为“人民公仆”。

现在，为了保住岌岌可危的政权，中共高层急切地想摆脱经济困境，实现“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强国”。

于是，中共先后派出高官率代表团，到美国、日本、新西兰和欧洲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和高效，令这些中共官员们大开眼界。

例如：西德年产5,000万吨煤的露天煤矿，只需要2,000名工人，而中国要生产同样多的煤，却需要16万名工人，是西德的80倍；东京一个百货公司经营50多万种商品，而中国最大的王府井百货公司，却只有2.2万种商品。

一位参加考察的中共高官激动地说：“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持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华国锋也承认“我们是坐井观天，夜郎自大”，“非改革不可”。

但是，华国锋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如果要执行他的“两个凡是”，就必须按照毛泽东的老路走，根本没法改革。于是，邓小平在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的支持下，发起了对“两个凡是”的攻击，并且在双方的论战中渐渐占了上风。¹⁶⁸ 而此时百姓自发的民主诉求，也给邓小平带来了舆论助力。

“民主墙”运动¹⁶⁹

1978年11月，北京出现了史无前例的一幕。在西单38路汽车总站附近的一堵围墙上，陆续出现了大字报。人们在这里发泄对现状的不满，要求重新评价“文革”和毛泽东，每天都吸引了很多围观者。这堵墙很快被称为“民主墙”。一位叫魏京生的电工贴出大字报，质疑中共的一党独裁，提出中国不仅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还应该实现“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化。

邓小平认为，“民主墙”有助于他在和华国锋的论战中获胜。所以，他在11月底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表态说：“民主墙是个好东西。”人们听说后一片欢呼，觉得中国实现民主有望了，自发地游行到天安门广场。

在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华国锋的“凡是派”落败，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大胜。中共不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等口号，转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邓小平的“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成了著名的实用主义“猫论”。¹⁷⁰

1979年1月1日，美国卡特政府宣布和中共正式建交。¹⁷¹ 与此同时，美国断绝了和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只根据《台湾关系法》保持非官方往来。¹⁷²

随后，邓小平接连访问了日本和美国，并从这两大发达国家争取到了最惠国待遇。善于表演的邓小平，心里很清楚美国人最关心人权。所以他在访美期间，承诺要在中国发展民主。在见到美国总统卡特时，他还特别提到了“民主墙”，以证明中国人是有言论自由的。不过，回国后他就说出了心里话——美国的民主不值一提。



1979年1月29日，邓小平和美国总统卡特会面。（公有领域）

出乎邓小平预料的是，人们开始到“民主墙”附近示威，并且打出了“反饥饿，反压迫”、“争民主，争人权”的标语。魏京生又发表了一篇《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的文章，认为邓小平就是一个新的独裁者。这显然触动了邓小平的敏感神经。他突然态度大反转，严厉抨击“民主墙”，并且把示威者称为“坏分子”。

3月30日，邓小平宣布了“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前提：

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¹⁷³

紧接着，北京开始封杀和人权有关的言论；“民主墙”上的痕迹也被清除殆尽；魏京生等几十名民主人士被捕。魏京生在法庭上为自己的辩护，换来的却是15年刑期。¹⁷⁴

可是，中共不是不搞阶级斗争了吗？为什么又严厉镇压要求民主的民众呢？虽然中共当权者和普通民众，都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都有改革的愿望，但是，双方的根本利益却是冲突的。民众期望摆脱中共的极权统治，获得人权和自由，过上幸福的生活；而中共当权者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和既得利益，并非真心为民众造福。所以，他们唯恐民众冲垮了他们的权力基础——中共极权制度。而要保住这个制度，他们就必须继续高举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大旗。

于是，在邓小平的主导下，中共把毛泽东评价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犯了“严重错误”，但“功劳”是主要的，所以“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¹⁷⁵

邓小平很快就借势把华国锋赶下了台，让胡耀邦担任中共总书记。邓小平自己则手握军权，幕后指挥，成为中共实际最高领袖。而此时越南入侵柬埔寨，恰好给了邓小平一个巩固军权的机会。

中越战争

1979年1月7日，背后有苏联支持的越共，出动军队攻陷了柬埔寨首都金边，推翻了中共扶持的红色高棉政权。越共为什么入侵柬埔寨呢？一是因为红色高棉不断攻击越南；二是红色高棉在国内的大清洗中，屠杀了2万越南侨民。

红色高棉在1975年攻占金边，建立了共产政权，然后立即开始了大屠杀。在之后不到四年的时间里，这个不到800万人口的小国，人口竟然骤减了1/3。红色高棉不仅屠杀前政权的官员和军人，还认为商人、僧侣和知识分子“不易改造且对新社会有害”，一律消灭。因为在红色高棉眼里，“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血的”，所以在柬华人的结局最悲惨，60万华人被杀害了一半。¹⁷⁶

尽管如此，越共的入侵却令邓小平非常气恼。1月底，邓小平在访美时向卡特透露，中共准备进攻越南，给它一个教训之后就收兵，得到了卡特的默许。¹⁷⁷

回国后，邓小平以“自卫反击战”为名发动了中越战争。由于中共军队常年搞运动，缺乏训练和实战经验，再加上不熟悉越南的复杂地形和指挥不当，损失惨重。这场为期一个月的战争，造成了至少几万名中共士兵伤亡。¹⁷⁸

其实，邓小平要教训越南只是一个借口。他的真实目的是通过这次战争，把军队牢牢抓在手里，以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他果然如愿了。¹⁷⁹ 接下来，邓小平继续推动经济改革。

“口里喊放权，手里不放权”

为提高农民的积极性，1978年，中共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农民缴完公粮后的余粮归自己。到了1982年冬，“人民公社”正式解散。农作物产量从此有了明显提升，“致富光荣”成了时尚口号。

尽管农民得到了耕种的自由，但仍然无权拥有土地，只能从政府手里承包。他们依然被户口制度束缚，没有迁徙的自由。“农民”的身份世代相传，没有任何福利。

1984年底，受到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启发，中共宣布，在城市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赋予国营企业的厂长或经理更多经营权，企业职工的业绩和奖金挂钩，多劳多得。¹⁸⁰

国企改革确实见效了，中国的工业产值在1985年增长了22%。但是，由于很多产品质量低劣，根本无人问津。1986年，仅湖北省的积压产品就高达17亿元。1987年，中国共生产了5,000万吨钢材，但只有500万吨可用，只好又进口2,000万吨钢材以满足需求。

中共天津市委承认“亏损增加，浪费严重”，只有少数工厂盈利。上海的情况也差不多。工人仍然没有积极性，认为换汤不换药，政府仍在掌控着一切，“口里喊放权，手里不放权”。¹⁸¹ 这些经营不善的国企连内需都无法满足，要让它们为中共出口创汇就更难了。

不公平的外贸

1984年1月，邓小平视察深圳。深圳是中共指定的4个对外开放的特区之一，有一条铁路和香港相通。中共期望深圳能吸引外资，促进出口。接下来，中共又宣布天津、上海、大连、温州和广州等14个城市对外开放。随之而来的是进口货物的猛增。

1985年，中国进口了大量彩电、录音机、电脑和成套的机器设备，进口额增加了60%。但出口额却很少，因为人民币汇率被中共高估了。于是，中共开始把人民币逐步贬值。到1986年7月，降到了1美元兑换3.71元人民币。

可是，由于国营企业的生产成本高，出口商品往往是赔钱的。例如，上海市最大的大中华橡胶厂生产轮胎，每出口1美元的成本，就高达5.5元人民币，出口越多，赔得越多。

为了促进出口，中共推出了一系列鼓励措施。例如发放出口补贴、出口退税或提供低息贷款等等。这些措施果然产生了效果。1988年，中国的出口额增长到近500亿美元。

中国商品的最大出口市场是日本和美国。现在，美国企业开始抱怨中共对出口商品的不公平补贴，于是，美国政府开始对中共实施反制。可是，只要中国商品通过香港转运到美国，即可轻松逃避反制措施。1984年，就有50%商品由香港中转。到了1988年，中国转口贸易的比例就更高了。¹⁸² 中国出口的问题虽然暂时缓解了，但国内的矛盾却越来越尖锐。

惊人的通货通胀¹⁸³

由于中共只改革经济制度，不改革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这种“跛脚改革”很快就暴露出根本矛盾——不受监督和制约的中共官员们普遍以权谋私，而民众的生活水平却因为高通货膨胀不断下降，引起了民众的严重不满。

为什么会产生高通货膨胀呢？这是由于中共向出口企业提供了大量补贴和贷款，而且国营企业的80%以上的周转资金也都靠贷款。可中共政府并没有那么多钱，只能靠凭空大量印钱来解决问题。出于对进一步涨价的担心，国有企业还纷纷申请额外的贷款，用来抢购稀缺的商品和原材料。这些因素，都导致了物价不断飙升。

1986年底，上海、北京等十几个城市的大学生和市民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喊出“民主、自由、平等”、“废除专制”等口号。上海参加游行的学生人数达到了7万人，跟随和围观的市民数以万计。这次学潮震惊了中南海。

胡耀邦不愿意强硬镇压学生，提出对学运领袖“冷处理”，用“沟通和对话”的方式解决问题。邓小平对此非常不满，认为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纵容了学潮。于是，在1987年1月，他又把胡耀邦赶下了台，让总理赵紫阳取而代之。¹⁸⁴ 赵紫阳曾在主政四川时，率先推行农村包产到户改革，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¹⁸⁵ 第2年，保守刻板的技术官僚李鹏接任国务院总理。

此时，中国的通货膨胀已经严重到惊人的程度。在1988年末的中共高层会议上，一位国务院副总理估计，上半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48%。老百姓眼看着自己本就不高的收入一天天缩水，又开始上街游行抗议。

1988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将取消价格控制。消息传出，担心物价再飙升、存款贬值的各地民众，马上到银行大排长龙，取出钱来抢购各种商品。抢购风潮持续了一周，竟然把商场里大量积压的存货一扫而空！正好帮助政府回笼了巨额资金。

与此同时，农民的生活状况也在恶化。1985年之后，中共实行了粮食合同订购制度。因为政府仍然垄断着市场，农民的大部分余粮也只能卖给政府。可是，政府不但把收购价格定得非常低，还把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的价格平均提高了25%。生产成本上升，收购价格下降，农民自然就不愿意多种粮食。更糟糕的是，全国很多地区的农民把粮食卖给政府却拿不到钱，只能得到一张欠条——人们称之为“白条”。

赵紫阳很担心农民也起来抗议。他认为“打白条比多发票子还可怕，宁可多发票子也不打白条”。于是，央行又继续大量印钞。到1988年第四季度，共增发了280亿元，导致物价继续飙升。

中国百姓深受改革带来的通货膨胀之苦，而很多中共官员和他们的亲朋好友，却对此并不在乎，因为他们可以利用改革开放之机大发横财。

“从国家那儿捞一块”

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长陈一咨，曾有这样一段对话：

邓朴方问：“一咨，你说说看，改革是什么？”

陈一咨回答说：“任何改革都是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要使那些穷苦的老百姓富裕起来，政府就要给每个人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和环境。”

邓朴方笑着说：“你说的是原则。现实地说，我觉得改革就是：谁有本事，谁就从国家那儿捞一块！”

陈一咨愕然，反问道：“照你这个说法，那谁离权力近不就可以捞得多，还是一般老百姓吃亏吗？”

邓朴方不以为然地说：“你看历朝历代，总是能人先得利嘛！”¹⁸⁶

离权力近的人“从国家那儿捞一块”，离权力远的普通百姓不仅捞不着，还得被当权者任意盘剥，这就是中共改革开放的真相。

那么，这些人是怎么“捞一块”的呢？80年代中共实行的生产资料分配、价格、利率和汇率的“双轨制”，为他们提供了第一次从中发大财的绝佳机会。他们甚至只需要倒卖官方批准文件，就可以轻松赚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因为这些“倒爷”都有官方背景，所以人们称之为“官倒”。¹⁸⁷ 邓朴方以中国残疾人基金会名义成立的康华公司，当时被称为“全国最大的官倒”。¹⁸⁸

在1988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直言不讳地批评说：“实行价格的双轨制度，计划价格（牌价）与议价两种价格，议价比牌价高好几倍”，“这就给了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为获得牌价物资的优待，走后门，批条子，请客送礼，贿赂成风。他们以牌价购进各种物资，转手间以市价售出，即可获取厚利。甚或主管部门与不法分子互相勾结，串通一气，狼狈为奸，坐地分赃，这是目前社会风气不易好转的原因之一。”¹⁸⁹ 千家驹30分钟的发言，竟获得了31次掌声，可见其切中时弊，深得人心。然而，他却受到了中共高层的严厉批评，说这是故意给“共产党脸上抹黑”。¹⁹⁰

这个“双轨制”的价差到底有多大呢？据经济学家胡和立估算，以1988年为例，中国普通商品的价差、银行贷款的利差和外汇的汇差这三项加起来，总额高达3,569亿元，约占国民收入的30%；如果再加上其它价差，总额占国民收入的40%。这巨大的“双轨制”价差，就是“官倒”“从国家那儿捞一块”的目标，导致中共官员的腐败行为迅速蔓延，民怨沸腾，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民主的呼声高涨。¹⁹¹

“六四”天安门事件¹⁹²

中共最怕民众要求民主，和自己分享权力。邓小平明确表态：“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一语中的：“要共产党搞政治体制改革，等于与虎谋皮。”¹⁹³

物理学家方励之因为鼓励学生争取民主，被中共开除了党籍。1989年初，他发出一封公开信，要求邓小平释放魏京生等所有政治犯。30多位中国著名作家联署了他的公开信，并在海外发布。中共高层由此认定，这些国内“反动派”得到了“外国势力”的支持。

1989年4月8日，胡耀邦突发心脏病，被紧急送往医院，一周后去世。北京一些大学生自发地悼念，并且张贴大、小字报，要求公正评价胡耀邦，“撤换无能政府，推倒君主专制，建立民主政治”。悼念活动很快蔓延到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的大学。

4月17日下午，北京政法大学约500名学生上街游行，高喊“自由万岁”、“民主万岁”、“铲除腐败”等口号，在4点抵达天安门广场，围观者超过万人。当晚，上海几所大学的学生也发起游行，各地大学生纷纷响应。这次悼念活动，逐渐演变成了一场民主运动。

18日，上千名学生到人民大会堂静坐请愿，提出为蒙冤的知识分子平反、公开领导人收入、允许民间办报等7项要求。当晚，几万名学生和民众陆续来到广场，人们高呼“打倒专制”、“我们要自由”等口号。2千名学生来到新华门前继续请愿。次日凌晨4点半，北京市公安局出动1,500多名警察和武警，强行驱散了学生。

接下来的几天，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学生和民众到广场集会、敬献花圈。部分人继续到新华门前请愿。19个省、市的高校师生也举行悼念活动，声援北京学生。

4月22日上午10点，胡耀邦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前一晚，北京各高校已经联合起来，组织五万多名学生游行到广场，并在广场上过夜，等待第二天参加追悼会。一些教授、学者签署公开信表达支持，呼吁政府和学生平等对话。

追悼会结束后，3名学生代表跪在广场西侧的大会堂门前，向国务院总理李鹏递交请愿书。因得不到李鹏的回应，北京的大学生们决定回校，罢课抗议。他们张贴大、小字报和标语，散发传单，集会演讲，吸引了很多人围观。北师大学生把电视连续剧《霍元甲》主题歌词改写为：“独裁专制，国民谁不知，睁开眼吧，随便看吧，到处是贪官污吏。因为畏缩退让，人家得寸进尺。学生运动永不垮，民主自由千古存。”

23日晚，北京21所大学的的代表在圆明园开会，成立北京高校学生临时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统一协调北京的学生民主运动。第2天，北京40所高校6万学生罢课。学生们继续上街演讲、散发传单和募捐，扩大社会影响力。

此时，邓小平已经把这场学生民主运动，定性为“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和“动乱”。4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并在全国报纸头条转载，引起学生们的不满，群情激愤。

第二天，数以万计的北京学生走上街头游行抗议，高喊“消除腐败，打倒官倒”、“稳定物价”、“和平请愿，绝非动乱”、“失民心者失天下”等口号，声势浩大，秩序井然。各校都安排了纠察队开路，队伍两侧的学生们手拉手，防止外人混入队伍。沿途有上百万民众向学生们欢呼加油，屋顶和树上都挤满了人。为避免与在天安门广场戒严的军警发生冲突，游行队伍没有进入广场，继续沿长安街向东行进。

由于不断有学生加入和民众跟随，游行队伍最高峰时达到了50万人，至晚上12点左右结束。游行历时16小时，行程长达30公里。同一天，各地高校也纷纷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

5月4日，北京51所高校的几万名学生再次上街游行，主题是“弘扬五四精神，争取民主自由”。他们抵达天安门广场后举行集会，并宣布5号全部复课。全国各地也有30个城市的130所高校学生游行。

在这次的游行队伍中，还出人意料地出现了200多位官方媒体记者。他们要求“说真话”的权利，抗议打压《世界经济导报》，这可是中共建政以来的第一次。就在8天前，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宣布整顿《世界经济导报》，并责令总编辑钦本立停职。因为他准备发表一篇悼念胡耀邦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批评邓小平的文字，令当局无法容忍。

5月4日下午，赵紫阳在会见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代表时，谈到了学生运动。他强调“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应该通过改革来解决。”赵紫阳相对温和的态度，获得了各界的普遍赞扬。由30多所高校学生签署的请愿书，送到了中共中央、人大和国务院，要求展开真诚的公开对话。

但是，中共高层却一直没有回应。5月13日，数以百计的学生头裹白色布条，在其他学生的护送下，陆续进入天安门广场绝食抗议。到了晚上10点，参与绝食的学生已接近2,000人，围观的民众超过了1万人。第2天，本已复课的北京各高校再次罢课，学生们络绎不绝地赶到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同学。广场上的人越聚越多。

5月15日下午2点，2万多北京知识分子也上街游行，声援绝食学生。他们喊出“孩子们没有错”、“政府尽快对话”、“人民有知情权、议政权、监督权”、“我们要科学，也要民主”、“老九老九，一无所有，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等口号。其它城市的学生们也纷纷游行示威，也有部分学生绝食。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天安门广场上越来越多的绝食学生昏倒，被紧急送医救治。但是，中共对学生的要求依然置之不理，因为高层意见不一。赵紫阳主张把这场学生运动定性为“爱国行动”而非“动乱”，但遭到了邓小平、李鹏等其他中共高官的反对。

民众对政府不作为的怨气越来越大。5月17日、18日连续两天，北京各界人士百万人大游行，使几天来的声援活动达到了高潮。参与游行的包括中央机关和北京市各部门干部，以及各企事业单位民众。针对邓小平的口号也越来越多：“邓小平赶快认错”，“垂帘听政，祸国殃民”，“结束专制，还权于民”。在天安门广场，一位老教授颤颤巍巍地走近绝食学生，抱着躺在地上的弟子老泪纵横……全国各大城市也掀起了声援游行的高潮。

17日当天，邓小平决定北京戒严，派军队进城镇压。赵紫阳表示反对，但李鹏等多数高官表示赞成。

19日早晨五点左右，神情疲惫的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他拿着扩音器说：“我们来得太晚了。你们是好意，想让我们国家好。”“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这番凄凉的讲话，让人不由得联想到政局有变，他这是在向大家道别。当晚，北京开始戒严。

数以万计得到戒严消息的北京市民，到各个进京入口，把军车团团围住，并且用200多辆公交车作为路障。市民们声泪俱下，劝说部队官兵不要镇压学生，还为他们送来食物和水。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天，部队寸步难行，使戒严令形同虚设。

5月23日下午1点左右，北京各界人士一百多万人再次上街游行，打出的标语和口号是：“反对军管，撤销戒严令”、“小平引退，李鹏下台”等。游行途中下起了大雨，人们冒雨前进，齐声喊“李鹏，下台”，喊声压过了雷雨声。全国各地也不断有游行示威，抗议北京戒严。香港、台湾、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华人也纷纷游行声援，其中以香港的声势最大，游行人数高达150万人。

为阻拦戒严部队入京，一种敲打路边垃圾桶示警的方式，在北京流传开来。即便是在深更半夜，只要有人敲打垃圾桶，高喊“军队进城了！”附近的市民就会争先恐后地蜂拥而出，堵截戒严部队。

5月30日，中央美术学院等几所高校学生制作的“民主女神”像，在天安门广场竖了起来。“女神”像高约10米，双手高举火炬，和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形成了鲜明对比。为一睹“女神”芳容，数以万计的市民们不顾政府禁令，从四面八方拥向广场。

此时，戒严部队已经准备就绪，一场大镇压即将来临。6月2日，数以万计的戒严官兵身着各式便装，分批潜入北京。然后，又通过中南海的地下通道，进入广场旁边的大会堂。

6月3日，各路戒严部队按计划从四面八方进入北京，向天安门开进。市民们纷纷在各个路口设置路障，阻挡军车行进。一辆给进入大会堂部队送枪枝弹药的军用大轿车，被几万市民团团围住，把机枪放上车顶展览。晚上10点，戒严部队接到命令：“鸣枪示警，镇压暴徒。”

于是，晚上10点多，第38集团军士兵在五棵松路口，向道路两侧手无寸铁的市民开枪。中国航天部二院283厂工人宋晓明中弹身亡，年仅32岁。他是已知的第一位“六四事件”遇难者。10点半左右，38集团军抵达木樨地，密集的射击导致上百市民倒在血泊中。市民不停地叫骂“法西斯”、“杀人犯”。士兵们杀红了眼，甚至向两侧亮灯的居民楼随意扫射。在有“部长楼”之称的22号楼，至少有两人被打死。

6月4日凌晨1点半左右，第38集团军抵达天安门广场北侧。他们继续开枪驱散民众，不断有中弹者被人用三轮车送往临时救助站。空降兵第15军对民众开枪也毫不手软，一路杀到了广场南侧。

其它戒严部队也很快抵达，大会堂里的部队从东门涌出。此时，已抵达的戒严部队加起来至少有四、五万人，对广场形成了包围之势。

凌晨4点半，戒严部队开始清场。“民主女神”像被轰鸣的坦克撞倒，随后被辗碎。坦克和装甲车辗过一顶顶帐篷。士兵们像潮水一样，从各个方向逼近学生聚集的纪念碑基座。

到了5点，士兵们开始暴力驱赶学生，许多学生被打伤。学生们开始向官方允许的东南角方向撤离。大批士兵手拿棍棒和铜条继续驱赶学生，一些学生被打得头破血流。

5点半左右，广场上突然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夹杂着断断续续的口号声。一会儿，有学生追上了撤退队伍，哭诉广场上坚持不撤的学生们惨遭枪杀。

6点25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播报了一条新闻：“请记住1989年6月3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这是唯一披露这场事件真相的中共官方新闻，撰稿人后来被中共判刑四年。¹⁹⁴

临近7点，广场纪念碑基座附近浓烟冲天而起，一起大火持续了3个多小时。很多人怀疑，这是戒严部队在销毁血腥镇压的物证。因为纪念碑基座是广场最为隐蔽之处，不会被附近的唯一高楼——北京饭店中的外国和港台记者拍到。

7点左右，撤离广场的学生队伍来到六部口，转向西长安街，秩序井然地在自行车道向西行进。突然，三辆坦克疾驶而来，一边发射毒气弹，一边追碾学生。许多学生吸入毒雾趴在地上呕吐不止，有11名学生躲闪不及，被当场碾死，还有许多学生受伤。北京体育学院四年级学生方政被坦克碾轧，失去了双腿。他后来回忆说：

“我当时还有点意识，感觉坦克履带撕扯我的腿和裤子，在地上拖行了一段，最后掉在地上，我滚到路边，靠在铁栏上，失去知觉记忆前看到最后一幕是，我腿前露出一节白色的骨头。”¹⁹⁵

零星的枪声持续了一整天。医院里全是死伤者。复兴医院停尸房外，几百人排起长队认领遗体。这场镇压到底屠杀了多少学生和民众，由于中共官方说法不一，并且严密封锁信息，至今仍然是个谜。当时，北京红十字会统计的死亡人数为2,600人，有3万人受伤。¹⁹⁶

6月5日中午，一队坦克驶离天安门广场。一名身穿白衬衫的年轻男子手提购物袋，挡住了坦克的去路。前面的坦克想绕过他，但他也随之移动，就是不让开，双方僵持不下。然后，这名男子爬上了坦克，向里面的士兵说了几句话。下来后仍挡在坦克前面。这时，两名男子跑过来，一左一右把他快速带离现场。这一幕被海外媒体记者拍下，成为最著名的“六四事件”画面之一。这位男子被称为“坦克人”（Tank Man），很多人断定，那两名跑来的男子是便衣军警，“坦克人”凶多吉少。¹⁹⁷



美国加州自由雕塑公园的“六四坦克人”雕像。（自由雕塑公园）

四面楚歌¹⁹⁸

北京“六四”天安门大屠杀震惊了世界，各国政府纷纷谴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声明，对“不加区别地枪杀手无寸铁的人民深感震惊”；法国总统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强调说，向争取自由挺身而出的年轻人开枪的政权“没有前途”；西德总理科尔（Helmut Kohl）也谴责中共“镇压北京进行抗议的学生”；澳大利亚总理霍克（Bob Hawke）因此取消了对中国的访问。

美国和欧盟都宣布对中共政府实施武器禁运，并暂停政府间高层往来。¹⁹⁹ 但是，美国总统老布什私底下却希望继续与中共合作，给对中共的制裁打了折扣。

此时，很多中国民众已经对中共政权彻底失望。在中国各大城市，成千上万的学生和民众上街抗议大屠杀，游行队伍举着花圈和挽联，喊着“哀悼爱国者”、“人民是杀不完的”、“绞死李鹏”、“绞死邓小平”等口号。在城市街头，流传着各种抗议传单。其中一张这样写道：

“你有机枪坦克可以屠杀人民，你有电台报纸可以传播‘新闻’，你有权力可以自封领袖，你缺少什么？你缺的是十亿人的心。”

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欧洲的中国留学生和海外华人，也纷纷到中共大使馆集会抗议。近200万香港市民在跑马场参加“黑色大静坐”，然后环岛大游行。

然而，面对国际上的谴责和国内的抗议，中共却没有丝毫收敛。从6月10日开始，中共开始在全国范围抓捕“反革命分子”，取缔各种民运组织。大赦国际组织估计，全国有几万人因参与这场民主运动而被捕。方励之夫妇在得知被中共列入黑名单之后，进入美国大使馆寻求庇护。

邓小平认为，反对镇压的赵紫阳对自己也不够忠诚。积极打压《世界经济导报》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得到了中共元老们的赏识。于是，邓小平又把赵紫阳赶下台，让江泽民做了中共总书记。62岁的江泽民头发花白，戴一副黑框大眼镜，喜欢在外国客人面前卖弄外语，有时还会高歌一曲，令人错愕不已。

国际上对中共的制裁接踵而来。7月15日，世界银行宣布，原定给中国的23亿美元贷款将延期支付；日本答应提供的56亿美元援助资金也宣布暂停。这对中共政权确实是重大打击。

尽管中共四面楚歌，此时却得到了台商的大量投资。1988年李登辉继任中华民国总统之后，就开放了对大陆的商贸往来。中共借机推出了很多优惠政策，吸引台商投资。1990年，台商在中国的投资额高达20亿美元。到1992年，台湾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地。

1990年7月，中共领导人首次尝到了“人质外交”的甜头。为缓解经济窘境，邓小平摆出了一副和解的姿态，同意放藏身于美国大使馆的方励之夫妇出国。作为交换条件，他要求美国解除对中国的经济制裁，结果如愿以偿。7月10日，世界银行恢复了给中国的贷款。日本也同意提供57亿美元贷款。随后，日本对中国的出口额激增。

江泽民治国能力平平。他上任后重提阶级斗争，不断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防止“和平演变”，对改革开放却并不热衷。²⁰⁰ 邓小平对他越来越失望。

1991年下半年的苏联剧变，震惊了中共高层。8月底，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共中央；随即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12月25日，红色的镰刀斧头旗帜在克里姆林宫落下，苏联解体。邓小平为此忧心忡忡，对中共政权产生了深深的危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