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毛泽东发动的浩劫
中共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为笼络民心和获得美国好感,不断信誓旦旦地许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这些承诺最终无一兑现。
1944年,毛泽东对美国记者福尔曼说,中共不会模仿苏联的共产制度,不没收地主土地,“鼓励竞争与私人企业”,“信仰与实行民主政治……限制任何一党专政的可能性”。福尔曼不解地问:“可是你们既不实行共产主义,那为什么叫自己为共产党呢?”毛泽东回答说:“所重要的,是内容与实施,不是名称!”63
刚过了3年,1947年7月,中共为争取农民支持,打赢国共内战,就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没收所有地主土地,平分给农民。64 12月,毛泽东又对民族资本家和知识分子承诺,中共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65
到了1949年6月,毛泽东已经在内战中稳操胜券,他终于说了实话:“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66 于是,在中共建政后的1950年代,一句口号在中国家喻户晓:“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67 中共的“无产阶级专政”,在神州大地掀起了一场又一场血雨腥风。
“镇反”和“土改”运动
1950年10月,毛泽东下令,要肃清“国民党的残余势力”、“特务”、“土匪”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他强调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应大杀几批反革命。”68
于是,任何人只要和前政权有一点关系,如前政府官员、普通职员、军人、银行家、工商业主等,都可能被视为“反革命分子”,招来杀身之祸。
北京市长彭真在群众大会上问:“我们对于这些罪大恶极的恶霸、土匪、汉奸、特务这一群野兽们,应该怎么办呢?”在场众人高喊:“枪毙!”彭真又问:“天桥有‘霸’,菜市有‘霸’……卖水果的、卖鱼的、卖水的,都有‘霸’,甚至于还有‘粪阀’、‘粪霸’。这些封建残余,我们应当怎样对付他们呢?”众人高喊:“枪毙!”
每座城市都在公开处决“反革命”,枪声不断在刑场回荡。毛泽东还制定了杀人指标:要求杀掉总人口的千分之一,后来又涨到千分之二。各地为了完成指标就随意杀人,有的省份甚至杀了千分之三。毛泽东承认,“镇压反革命”中杀了70多万人。但中共高官薄一波估计,被处死者实际超过200万人。69

镇反运动中,各地都在公开处决“反革命”。(网络图片)
在农村,暴风骤雨般的“土改运动”同时进行。中国自古有言:“穷靠富,富敬神。”很多地主是地方领袖,被称为乡绅。他们维护着农村的秩序和传统文明,毛泽东必须把他们消灭,好让党来直接控制农民。其实,大多数地主是靠勤俭持家才拥有一些田产,而且善待农民,双方并无“阶级矛盾”。
但是,中共要让每个农民都双手沾血,农民才会死心塌地跟党走。于是,千百万人被扣上“地主”的帽子杀掉,土地和财产被瓜分。广东省的“土改”口号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地主遭受各种酷刑,许多人被吊在房梁上,或埋在地里只露着脑袋。
“土改”运动共导致470万地主非正常死亡,地主阶层被消灭了。但是,土改之后农民反而更穷了。一是由于中共宣传“越穷越光荣”,农民因贫困而自豪;二是因为只要生活稍好点就可能被打成“地主”,再也没人敢勤劳致富。因此,整个华北的农作物产量下降了三分之一,不少地方竟然出现了人为的饥荒。70
随着在“镇反”和“土改”中几百万人头落地,还有更多人成了政治贱民。他们在运动中被游街示众,在批斗大会上受人唾骂,子女备受歧视。因为没人能确保自己不被打成“反革命”,所以,人人内心都充满了对中共的恐惧,中共借杀人立威,达到了控制中国社会的目的。然而,中共不仅要消灭人的肉体,还要消灭人的灵魂。
“思想改造”运动
从民国过来的知识分子,或具有独立人格和传统文化素养,或深受西方民主自由理念影响,和共产主义思想格格不入。所以中共刚夺取政权,就迫不及待地要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涉及所有大中小学教师和高中以上学生。
于是,中共“延安整风”的一幕开始在全国上演。每位教师都得做检查。批斗会的激烈程度不亚于“镇反”和“土改”。学生指着鼻子骂老师是“旧政府走狗”,教的知识害人。中国的尊师重道传统被一扫而光。
教授、学者们失去了思想和学术自由,只剩下了糟蹋自己的“自由”。有的教授痛哭流涕检讨十几次都过不了关。官媒上大量发表著名知识分子自虐的文章。物理教授周培源骂自己是“美国刽子手的帮凶”,建筑学家梁思成承认自己“反动”、“不可饶恕”,人格尊严荡然无存。有的科学家被逼自杀。很多人的脊梁骨都吓软了,讲课时照本宣科,再也不敢谈论个人见解。71
这正是毛泽东想要的。他得意地说:“有些外国人说,我们的思想改造是洗脑筋。我看也说得对,就是洗脑筋嘛!”72 到了1957年,更大规模的整肃席卷而来。
“反右”运动73
1956年10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在属于苏联共产阵营的匈牙利,首都大学生走上街头,要求进行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让“俄国人滚回去”!愤怒的民众还拆除了广场上的斯大林巨型铜像。苏军坦克部队很快攻入匈牙利,残酷镇压了这次民主运动。“匈牙利事件”又使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疑心大起。他花了两个月时间,终于想出了对策。
1957年初,毛泽东非常忙碌。他召见文艺和出版界代表,请著名教授到中南海做客,约民主人士上天安门城楼,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他们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
毛泽东知道,这些知识分子早已经被运动整怕了,不敢畅所欲言。为打消他们的顾虑,毛泽东非常开明地说:“《宪法》是应该实行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批评对了当然很好,批评不对当然没有事,言者无罪嘛!”他的讲话亲切平易,生动感人,真的让很多人相信了。于是,他们开始批评中共。
毛泽东只对党的高层透露了他的真实意图:“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让他们骂几个月。”“蛇不让它出来怎么能捉它。”74
党报每天发文鼓励“鸣放”。中央统战部频频邀请民主人士座谈,各高校也相继召开座谈会。人们以为中共是真心接受意见,一个个走入了设好的圈套。
他们哪里知道,毛泽东不久之前在内部会议上,竟然把他们比作狗:“知识分子有一条尾巴,要泼它一瓢冷水。狗,泼它一瓢冷水,尾巴就夹起来了。”在党眼里,他们只是“第二个剥削阶级”,最终要让他们“不举手就没有饭吃” !
这些人的发言很快引发了汹涌的浪潮。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有要求民主人权、言论自由的,有要求改革政治体制的,有批评党严控文化艺术的,有批评“镇反”运动的,有指责高层特权的。还有人直接指出,毛泽东搞个人崇拜。
于是,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他在文中说:“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诱敌深入,聚而歼之。”75 6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社论《这是为什么?》,发出了反攻的信号,形势骤变。
大批有见地的知识精英和学子,被毛泽东打成“右派分子”,说他们代表资产阶级,要和共产党争天下。由于“反右”运动越演越烈,又从知识分子蔓延到工厂和农村。很多人因为流露出“错误思想”和“反动言论”,甚至仅仅是单位为完成“指标”,就被划为了“右派”。根据解密后的中共档案,全国共划“右派“近318万人,还有约144万人被划为“中右”,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76
负责“反右”运动的中共高官邓小平在中央会议上承认,“反右”运动实际上波及到1,000万人,还有更多的“漏网右派”和“地富反坏分子”。77
中共对“右派”的处置毫不手软:有的枪毙;更多的被逼自杀;还活着的被押到偏远农场劳动改造;或流放边疆;或遣回原籍;或解职不给饭吃。很多人死于高强度劳役、酷刑、虐待、疾病和饥饿。在甘肃省夹边沟劳改农场,最高峰时关押了近3,000名“右派分子”,在1958年∼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期间,右派的死亡率高达80%∼90%。78
经过这两场诛心和清洗,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阶层也在中国消失了。很多人从此沉默不语,也有很多人沦为党的“御用知识分子”。接下来,毛泽东开始大步向共产主义迈进了。
1958年“大跃进”79
要迈向共产主义,首先得消灭私有制。中共通过建政前几年的运动,没收了地主和一些资本家的财产;又在1955∼1956年搞“公私合营”,强迫全国80多万资本家、业主、商贩交出全部私有财产。许多人因不堪屈辱而自杀;在农村,毛泽东急切地推进合作化,仅用了四、五年时间,就完成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又到高级社的“三级跳”。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不满足于做苏联的“小弟”。他要争当世界共产阵营的“老大”。就在赫鲁晓夫提出“15年超过美国”的口号之后,他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在15年甚至更短时间内“超英”。于是在1958年,一场名为“赶英超美”,实为“超苏”的“大跃进”,就这样开始了。
“赶英超美”的关键指标是钢铁产量。一天晚上,在中南海的游泳池旁,毛泽东问冶金部长:钢铁产量“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冶金部长迎合说:“好吧!”1958年钢铁产量1,070万吨的指标就是这么来的!如何完成呢?马上建正规钢铁厂也来不及,只能靠群众运动,土法上马。
于是,每个单位的后院,每个公社、大队都立起了土高炉。没有燃料就砍森林,连农民家的木门窗都拆了当燃料。没有铁矿石,家家户户的铁锅、铁门、铁栅栏、铁钉,直至女人的发卡,任何含铁的东西都被送进炉膛。
毛泽东为了比苏联更快实现“共产主义”,在同一年,又把农村高级社升为“人民公社”。当时有两句民谣家喻户晓:“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至此,五亿多农民分得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全都充了公,只能靠出卖劳力赚取工分生存,变成了被党全面管制的农奴,而且比以前更劳累,生活更困苦。农民的积极性可想而知。

中共收回了农民的土地,公社集体劳动效率低下。(网络图片)
随着这两大运动的推进,似乎整个共产阵营都承认,中共已经走在了苏联的前头。毛泽东信心满满地说:“苏联已经搞了41年,再搞12年还没有过渡(到共产主义),落在我们的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那么,大跃进的最终结果如何呢?
1958年12月,新华社宣布:钢产量1,100万吨,超额完成了翻番任务。可是,这种土法炼出的钢,很多是连生铁都算不上的废钢烂铁。毛泽东也承认:“只有四成是好的。”“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四成好钢还都是正规钢厂炼的,土法炼钢纯属劳民伤财。这一年,全国投入大炼钢铁的劳力达9,000万。大量农作物成熟后无人收割,烂在地里。80
“人民公社”的发展则更加荒唐。在毛泽东的鼓动之下,“创造”出了神话般的“大丰收”。1958年6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小麦亩产3,530斤!称之为“卫星田”。随后,全国刮起了浮夸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后,各省官员竞相“放卫星”,高产数字不断攀升,直至广西环江县宣布水稻亩产13万斤!其实,“卫星田”通常是把几块田的庄稼搬到一起造的假。81“上级压下级,一级压一级,层层加码;下级骗上级,一级骗一级,级级浮夸”,成了官场的游戏规则。82
虚高的产量,冲昏了毛泽东原本就狂妄的大脑。当年8月,他对省委书记们说:“将来我们要搞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11月,他又在武昌会议上强调:“过渡到共产主义,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83
毛泽东认为,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还需要办公共食堂。于是,全国又一哄而起。到1959年底,全国农村已经有公共食堂391万个,大约4亿人到公共食堂吃饭。但是,这种“大锅饭”养懒人,因为干好干坏都能混个“肚儿圆”。
全民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和公共食堂,给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后果。1959年,全国共产粮食1,700亿公斤,不但没跃进,反而比1958年减产了300亿公斤;到1960年,粮食产量又下降到1,435亿公斤,比1951年的产量还低。84
更糟糕的是中共的高征粮政策。由于普遍浮夸粮食产量,中共下派的征粮指标奇高,很多地区就是把口粮、种粮都上交,也无法完成征粮任务。以放超高“卫星”的广西环江县为例,在强征农民口粮之后,又把牲畜的饲料粮、集体小仓库的粮食都一扫而空,才勉强完成了征粮任务。
由于集体小仓库存粮很少,人们又在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很快就坐吃山空了。北京丰台区某公社,一年的口粮半年就吃光了。有的地方两星期吃掉了3个月的口粮。到1958年末,各地的存粮就透底了——干饭变成了稀饭,粮食变成了瓜菜、野菜,很多人得浮肿病,四处逃荒,陆续有人饿死。
三年大饥荒
饥荒很快在全国蔓延开来。中共为掩盖真相,营造“大好形势”,派民兵巡逻把守,不许农民出村逃荒要饭,许多农民被困在家中活活饿死。这是历朝历代都没有过的残暴政策。
1958年12月,毛泽东语出惊人:死亡是白喜事,“人死应开庆祝会”,“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85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国防部长彭德怀因为给毛泽东写“万言书”批评大跃进,遭到罢官,他和来往的人被打成“反党集团”。紧接着,新一波“反右倾”运动来袭。300多万同情农民的干部被清洗。86
安徽副省长张凯帆主张开仓放粮,却被撤职批斗,劳动改造;87 一位医生对看病的饥民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也被逮捕入狱。88
如果农民把所有粮食都上交也完不成指标,当地官员就怀疑是瞒产私分了,开始暴力搜粮。基层官员到处巡逻,看到哪家房顶冒烟就抓,吊起来毒打。饿疯了的人们把树叶、草根、野菜都吃光了,就吃“观音土”,家家开始饿死人。89
在河南潢川县的反瞒产大会上,参加会议的都是面黄肌瘦的农民,40%有浮肿病,当场就饿死了一个,抬走后继续开会。大会结束后,又有19人死在回家的路上。90神州大地饿殍遍野,大量自然村消亡。仅河南信阳地区就死绝5万多户,毁灭村庄1万多个。91
“人吃人”的惨剧接踵而来。各地普遍出现割死人肉、甚至杀人充饥的惊悚场面。在安徽凤阳县,仅记载的吃人事件就有63起。大庙公社五一大队陈章英伙同丈夫,把8岁亲生儿子勒死煮着吃了。甘肃省通渭县本是礼仪之乡。饥饿也令有些人丧失了人性。一位母亲煮食了小女儿,大女儿拽着妈妈的衣襟央求说:“妈妈,你不要吃我,等我长大了给你添炕哩!”92
荷兰历史学家冯克(Frank Dikotter)研究中共解密文件后估计,这场大饥荒至少导致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是中国史无前例的浩劫。93
这场浩劫完全是蓄意而为的人祸。即使在饿死人最严重的1960年4月,中国也有403亿斤粮食库存,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94 但上面有规定:“饿死不开仓。”毛泽东见死不救,要用这些粮食换外汇,造核弹。中共的每一枚导弹试验,就要消耗1,000万公斤粮食。而在1958年和1959年,中国的粮食出口就高达700万吨,这还不算大量肉类、食油、蛋等出口。中国有这么多出口和库存粮食,完全能做到不饿死一个人。95
中共事后说,这场大饥荒是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造成的。但历史气象资料表明,中国这三年并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完全是正常年景。而苏联也没有逼过债,还提出要援助。96
第二次台海危机
就在大跃进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毛泽东又发起了对台湾外岛金门的炮战。目的是什么呢?毛泽东说:“直接对蒋,间接对美。”97 直接对蒋,就是炮击和封锁金门,迫使国军从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撤走;间接对美,就是要试探美国协防台湾的底限。98
早在1954年,美国就和蒋介石签署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此时,蒋介石已知道共军即将来犯。他积极备战,在沿海岛屿屯兵10万,并亲临前线视察。太平洋美军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99
8月23日傍晚,共军突然密集炮击金门。在44天内,共军向148平方公里的金门岛发射了近48万颗炮弹。蒋介石在第一时间告诉美国政府,国军会死守金门,绝不放弃。100
在几天之内,美国在台海集结了六艘航空母舰、96架可投掷核弹的飞机、3艘重型巡洋舰、41艘驱逐舰和护卫舰、7艘潜艇,以及20多艘其它舰艇,堪称史上最强大的海空打击力量。101
8月29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召集会议,制定了应急计划:美军将直接援助国军;如果中共进攻沿海岛屿甚至台湾,美军将协防沿海岛屿,必要时可动用有限核武器。9月4日,艾森豪威尔总统授权杜勒斯发布台海立场声明,强调如果需要采取行动,总统将毫不犹豫地这样做。102
美国为金门提供了8寸榴弹炮、巨型大炮、响尾蛇导弹等重型武器,威力巨大,使国军有能力压制共军的炮火;美国还提供了F86军刀战斗机等,帮助国军取得了制空权,击落了二十多架中共战斗机。103 蒋介石派儿子蒋经国押送8寸炮到金门前线。与此同时,美军全程护航国军的补给舰艇。104
为避免和美军发生冲突,毛泽东下令“只准打蒋舰,不准打美舰。如果美舰开炮,不准还炮。”接下来,他意识到美国已经和中华民国形成紧密联盟,共军已无力逼迫国军撤出金马,于是又下令“打零炮”。很快,又改成了“单(日)打双(日)不打”。105
至此,国军成功守卫住了金马地区,保障了台湾和西太平洋的安全。中共发起这次炮战,不但没达到目的,反而因未提前通知苏共领袖赫鲁晓夫,从此双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中苏交恶
中苏两党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苏共希望中共长期依附自己,而在毛泽东看来,如果不能当老大,就索性另立山头。
毛泽东认定,中共必须拥有核武器,才能实现“把地球管起来”的梦想。他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是一场核战争,将导致美国统治体系的垮台和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实现。他对党内高层说,如果没有原子弹和氢弹,“其他人不会认为我们说话有份量。”106
1954年9月,赫鲁晓夫首次访华,他主动问:你们有什么要求?毛泽东答道:“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赫鲁晓夫愣了一下,婉言拒绝了毛泽东,说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需大家都来搞。
1957年,苏共高层发生了内斗,赫鲁晓夫急需毛泽东支持。于是毛泽东高调表态,随即大谈核战争。赫鲁晓夫马上心领神会,不顾军方反对,派出近千名专家来华传授原子弹制造技术,帮助建立核基地和核工厂。
苏联的援助使毛泽东有了底气。他在1957年的莫斯科共产党大会上夸夸其谈:“核战争不可怕,世界有27亿人,死一些人算不了什么。中国有6亿人,就是炸死一半还有3亿人。”这番言论,令在场的各共产国家首脑目瞪口呆。从此,赫鲁晓夫非常担心,中共很可能把苏联拖入核大战。
在1958年中共炮击金门后,赫鲁晓夫唯恐引发中苏和美国的战争,派外长葛罗米柯来中国摸底。毛泽东对葛罗米柯说,他要和赫鲁晓夫商量怎么打核战争?建议在太平洋上造一座小岛,作为社会主义首都。这番话听得葛罗米柯毛骨悚然。吓唬完之后,毛泽东又话锋一转,说中国会承担全部战争责任,包括核打击,不会把苏联拖进来,前提是你们得帮我们,让我们能独自对付美国。赫鲁晓夫听说后赶紧给他回信:“感谢您愿意独自承受打击,不把苏联卷进去。”107
1960年6月,在全球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赫鲁晓夫激烈指责毛泽东是“又一个斯大林”,“忽视除自己外任何人的利益,编造脱离现代世界实际的理论”。
时隔不久,赫鲁晓夫就撕毁了双方的12个协议、343个专家合同,废除了257个科技合作项目,并撤出了全部专家。中共的经济和军事建设,一时陷入了困境。108
中苏从此交恶,在边境也不断发生冲突。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是“修正主义”,而自己的思想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所以,中共理应成为国际共产运动的领袖。109 到了1962年底,中共已经在内部把中苏斗争定性为“敌我矛盾”。110
赫鲁晓夫曾经讽刺毛泽东:“有些人不愿意参加核保护伞,要自己搞,我看不仅得不到原子弹,到头来恐怕连裤子都穿不上。”外交部长陈毅对此愤愤不平:“就是卖掉裤子也值得……你们把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就硬了。”111 毛泽东立即表示赞赏。于是,就在大饥荒已经饿死几千万人的时候,中共仍然倾尽国力,加速推进核武计划。
重于人命的“两弹”
毛泽东一直认为,中国“这么多人,什么事情都可以搞”。112 因此,在1958年,中共发动了惊世骇俗的“全民办铀矿”,找核弹原料——铀。在湖南、广东和辽宁,成千上万的农民把地表铀扫荡一空,在简易工棚中用大锅来沉淀铀。中国最初的150吨浓缩铀,就是这样生产出来的。因为缺乏防护措施,环境被严重污染,对人体的伤害可想而知。113
在荒凉的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中共建立起马兰核试验基地。1964年10月,第一颗原子弹的蘑菇云在马兰核基地升起。1967年6月,中共的氢弹也试爆成功。
在核基地服役了10年的高峰,曾经5次进入核试爆场执行后勤任务。他说:“我什么防护措施都没有……没人讲过这个核辐射对身体有啥影响,有啥伤害,没有人告诉你。”
核辐射的恶果,渐渐在他和战友身上显现出来:“我都几十年了没睡过一晚好觉……我有好多战友还在这个30多岁、40出头就得癌症死了,各种癌,什么肝癌、肺癌、结肠癌,什么白血病。死了很多的,在40岁左右的时候就死了很多人。”114
从1964年至1996年,中共在罗布泊核试验场,共秘密进行了46次核试验,总爆炸当量高达2,000万吨。估计有19万附近居民,因暴露在放射性尘埃而急性死亡。日本札幌医科大学高田纯教授说,在全世界,只有中共在居民区附近做地表核试验,这完全是“恶魔行为”。115
毛泽东为造核弹毫不在乎百姓的生命,自然对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也不会有所反省。但是,在饥荒过后,他很快就得面对党内二号人物、国家主席刘少奇发起的挑战。
“七千人大会”
在1962年1月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刘少奇做报告说,三年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几年不仅没有大跃进,“反而退了许多”。这次大会有七千名中央和各地负责人参加,所以又称为“七千人大会”。他的讲话受到与会官员们的热烈欢迎。然而,尽管他让老天爷担了三分责任,还是惹恼了毛泽东。
这时,国防部长林彪站出来力挺毛泽东,他说,毛主席的政策没错,出错恰恰是因为“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所以,越是“在困难时期,党更需要团结,越要跟着毛主席走。”有了军队的支持,毛泽东的胆气一下子大增。
不过,毛泽东的威望在这次会议上还是降到了谷底。他被迫退居二线。他最担心身边人搞政变,让他瞬间失去权力。从此,他对刘少奇一直怀恨在心。116
当年11月,苏共新高层在克里姆林宫举办“十月革命”节招待会。毛泽东派周恩来、贺龙率代表团出席。席间,苏联国防部长对贺龙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效仿苏联,把毛泽东也搞下台,这样我们就能和好。”
周恩来赶紧向毛泽东汇报了此事。毛泽东更加怀疑,中共高层有人要和苏共合谋夺权,这令他寝食难安。117
自从“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就感到了大权旁落的危机:他号召干部下基层搞“四清”,没多少人响应,而“少奇一句话,你们都下去了,还是少奇厉害。”再加上苏联国防部长的这番话——宿怨、嫉妒和对失去权力的恐惧,促使他在1965年初就下决心,必须把刘少奇搞掉。118
刘少奇在1963年∼1965年间主持的“四清”运动,创造了群众夺权、酷刑逼供等运动经验,导致533万人被整,7.8万人死亡,为后来发动的“文革”提供了一次预演,他也自食其果。119
除了权力之争,毛泽东还发现,他和刘少奇在“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分歧也越来越大。他认定要建立一个纯粹公有制的共产社会,而刘少奇则想保留一些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
让毛泽东不寒而慄的是,在中共党内,已经形成了以刘少奇为首而且占多数的“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己渐渐被孤立起来了。于是,他决定砸碎现有的官僚体系,重建一套以自己思想为核心的新秩序,他称之为“文化大革命”。
《5‧16通知》
1966年5月16日,毛发布《通知》警告全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旦时机成熟,“就会要夺取政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这个《5‧16通知》,成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在5月18日和21日的中共高层会议上,林彪和周恩来进一步把毛捧上了神坛。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周恩来则强调:“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
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成员都是毛泽东的亲信,包括他的夫人江青。他通过这个最高权力机构推动和控制“文革”的进程。从此,毛泽东从二线又回到了一线。120
恐怖的“红八月”
毛泽东首先利用天真无知的学生们造反,打击现有的官僚体系。学生是毛泽东最狂热的崇拜者,而且他们正处在躁动、反叛的年龄。于是,所有学校都停课了。50多位大学校长、知识界和文化界精英,被造反的学生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121
1966年6月,毛泽东说:“现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兴天下大乱。”8月1日,毛写信给清华附中学生,表态支持该校的学生造反组织“红卫兵”,并强调“造反有理”。于是,红卫兵组织很快在全国大学和中学纷纷建立起来。122
在8月4日的中央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声色俱厉地批评刘少奇和他对着干,并影射他是“牛鬼蛇神”。刘少奇忍不住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随后,毛泽东让林彪取而代之,成为党的二号人物和他的接班人。123
造反的浪潮迅速蔓延开来。学生们给老师和校长挂上“黑帮”的牌子,用棍棒、铜头皮带毒打。8月5日,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红卫兵打死,身上留下几十个血窟窿。同时被打的还有副校长胡志涛、教导主任梅树民、汪玉冰。124 第二天,校红卫兵头头在广播里说:“毛主席说:好人打坏人,活该。”125
8月17日,北京101中学的美术老师陈葆昆也被打死。学校的其他10几位老师和校领导不仅被毒打,还被强迫在铺满煤渣的校内小路爬,两手和膝盖都鲜血淋漓。126
8月23日,红卫兵冲进北京市文联,把老舍等40多位老作家赶到大院罚站,每人脖子挂上“黑帮”的大牌子,用铜头皮带抽打。67岁的老舍被木刀砍得满脸是血,次日凌晨投太平湖自尽。就在老舍自杀后的一周内,竟有上百人投太平湖自杀。127
8月底,中共要把“黑五类”(地、富、反、坏、右)遣返回原籍。公安部长谢富治下令,各地派出所要把“黑五类”的名单交给红卫兵,引导他们去抄家。这次遣返,全国的受害者超过了100万人。一些人惨死于遣返过程中的毒打和虐待。128 谢富治在公安系统的会上说:“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129
北京下辖的大兴县,在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后,全县13个公社对“黑五类”及其家属同时大屠杀。几天之内杀害了324人,连80岁的老人和38天的孩子也不放过,有22户人家绝户。130
“破四旧”摧毁中华文化
在恐怖的“红八月”期间,8月18日,毛泽东又授意林彪在天安门城楼讲话:“要打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被称为“破四旧”。很快,全国各城市就爆发了摧毁传统文化的狂潮,长达数月之久。
毛泽东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中华传统文化和道德观,与中共的无神论和斗争哲学是对立的,一个崇尚“仁义礼智信”、相信善恶有报的人,不可能毫不犹豫地为党去撒谎,去整人和杀人。所以,他一定要“破旧立新”,用共产党的“党文化”取而代之。
红卫兵们冲上街头,改变道路、商铺的传统名称。他们还抄家,捣毁文物,烧毁字画、古籍、家谱,把查抄的不计其数的家具、乐器、黄金、白银、珠宝等,用卡车拉走。
故宫博物院字画鉴定修复专家洪秋声,花费几十年心血收藏的大量历代名人字画,全被当成“四旧”抄走,付之一炬。他在事后含着眼泪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
中央“文革”小组批准红卫兵挖孔墓。于是,一队北京红卫兵赶到孔子故乡曲阜,和当地红卫兵联手,把孔庙、孔府、孔林、孔墓全部破坏,一千多座石碑尽毁。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历代名人陵墓,也惨遭同样的厄运。
大批国家级古迹,如颐和园的佛香阁、洛阳的白马寺、山西的五台山庙宇、代县天台寺、陕西的老子说经台、各地的西式教堂等,其精美的建筑、造像和壁画,连同珍藏的稀世珍宝和经卷等,都遭到了毁坏。
留在中国的民国院士们,很多人在批斗、凌辱中悲惨离世或自杀。如国学泰斗陈寅恪,在“文革”之初,就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停发工资,冻结存款。后来又被扫地出门,住在一处破败的平房里。后来他衰弱得只能吃一点“流食”,说不了话,还被逼做口头交代。1969年10月7日凌晨,他溘然长逝。夫人也在40多天后随他而去。131
劫后的中国,无书可读,无电影、戏剧可看,无音乐可听。可读的只有毛泽东的“红宝书”和忠于他的“英雄事迹”;高音喇叭播放的,是毛泽东语录和革命歌曲;江青的八个“样板戏”霸占了舞台和银幕;祝“毛泽东万岁”的标语、斗争的大字报铺天盖地。
中共和苏共一样,一直想彻底消灭人对神的信仰。神职人员被捕入狱,出家人被迫还俗。“文革”中的中共更是登峰造极,只允许人们有一种宗教仪式——膜拜毛泽东,“早请示,晚汇报”,每次开会都要山呼:“毛主席万岁!”132
全国内战
在毛泽东的引导下,造反运动很快又从学校蔓延到工厂和乡村。各地纷纷成立造反派组织。
1967年初,上海工人造反组织率先掀起了“一月风暴”,冲进党政机关、报社、电台,全面夺权。《人民日报》社论高喊:“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夺权!夺权!夺权!”
此时的刘少奇,也开始了他的软禁生涯。他的家成了监牢,墙上贴满了批判他的大字报和标语。前来批斗的造反派对他揪头发、拳打脚踢。133 毛泽东曾对他说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134 果然如此。

在四清运动中整了500多万人的刘少奇,在“文革”中也被批斗。(网络图片)
全国各地的造反组织又迅速分裂成不同的派系。各方为争夺权力,都自称“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都视对方为“阶级敌人”,于是开始武斗。由于公检法系统已经瘫痪,毛泽东只好授权林彪全国军管,以控制局面。135
到了8月,毛泽东又提出要武装左派,可是,由于各地军方支持不同的造反派,最终各派都得到了枪,数量高达100万支。于是武斗全面升级,从当初的长矛、棍棒,变成了真枪实弹。造反派之间,军队和造反派之间,斗得你死我活,全国陷入内战,发生了许多惨绝人寰的事件。136 广州全城一夜之间吊满了无名百姓的尸体;137 广西军队和武装民兵,动用机关枪、大炮,杀死了至少十几万人,许多尸体顺江而下。138
“清理阶级队伍”
1968年9月,各省市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中共宣布,“文革”取得了全面胜利。1个月后,刘少奇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开除党籍。他病倒在床,骨瘦如柴,双腿被绑在床上,身上长满褥疮,常常把屎尿拉在衣服上,只能靠鼻饲维持生命。139
从1968年开始,全国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持续了1年多。用各种方式揪出来的“地、富、反、坏、右、特”等“阶级敌人”,人数多达3,000万,50万人被迫害致死或自杀。其中,内蒙古抓“内人党”,有34万多人被“审查”和揪斗。所谓“审查”就是严刑逼供。一个20多岁的“内人党”竟然被架在火上活活烤死。有1万6千多人因酷刑致死,8万7千多人致残。140
至此,毛泽东实现了摧毁官僚体系的目标,造反派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因此就抛弃了他们。随着毛泽东一声令下,一千多万大中学生“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141 “文革”初期积极参加造反的人也沦为清查对象,逮捕人数高达350万。142
核战一触即发
在“文革”开始之后,中苏边界的冲突更加频繁,规模也逐渐升级。1969年3月,中苏军队在珍宝岛接连爆发了三次激烈武装冲突,各有伤亡。中苏关系彻底破裂,走向敌对状态。
毛泽东选择在此时动手,还有一个考量——3月17日至22日,苏共开国际共产党大会筹备会,他要故意给苏共找麻烦,削弱它在世界共产运动中的影响力。
勃列日涅夫警告说:“想用武器作为语言来同苏联谈话的企图,必将受到坚决反击!”143 苏联还加强了对中共的核威胁。8月18日,苏联驻美外交官向美国务院官员试探道:“如果苏联摧毁中国的核设施,美国会怎么做?”144
8月28日,苏共官方喉舌《真理报》也发文威胁:“如果战争在目前条件下爆发,使用现有技术、毁灭性武器和现代发射工具,那么哪一个大陆也不能幸免。”中苏双方剑拔弩张,似乎核战一触即发。中共高层全部疏散到外地,军方发出了“紧急战备”的命令。145
被关押在家里的刘少奇也必须疏散。他被脱去又脏又臭的衣服,裹在一床被里,抬上飞机,送到河南开封秘密关押。当年11月,他在囚室中凄惨地死去,白发蓬乱,脸部变形,当天夜里被秘密火化。146
在这危急时刻,毛泽东决定“联美抗苏”。他通过炒作珍宝岛事件,向美国传递信号——中共已经把苏联视为最主要的敌人。由于苏联在全球的扩张更加咄咄逼人,此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也产生了“联中制苏”的构想,开始和中共秘密接触。147
1971年,尼克松派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两次秘密访问中国。随后,尼克松宣布将访华,震惊了自由世界。148
美国出卖台湾
受美国转变立场的影响,加拿大、意大利等国家,也先后承认了中共政权,并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共借机在国际上展开外交攻势,使得退守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处境更加艰难。
1971年9月16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William Rogers)告诉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美国决定,把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让给中共。这无疑是对中华民国的巨大打击。149
在10月25日的联合国大会上,中华民国代表团发现形势骤变,很可能有多数国家赞同“驱逐中华民国”的提案,认为“这是对《联合国宪章》明目张胆的违犯”,外交部长按照蒋介石指示,在表决前愤然宣布:“鉴于在这个会堂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疯狂无理的做法,中华民国代表团现已决定不再参加这个大会的任何会议。”150 说完,他率团退出会场,立即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声明退出联合国。
随后,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这个提案。这就是至今仍在不断引发争议的《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案》。151 由于美国出卖了台湾,毛泽东在国际上和蒋介石的这次较量占了上风。但是,他在国内发动的“文革”,却遭到了巨大的打击。
林彪之死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第一功臣就是林彪。如果没有林彪指挥军队保驾护航,“文革”就会失控。林彪知道毛泽东极度渴望个人崇拜,所以就近乎肉麻地吹捧他。但私下里对他却并不恭敬,说他“言行不一”“爱玩权术”。林彪有自己的野心,他对妻子说:“要一步一趋,得一人而得天下。”他几乎成功了,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了党章。
但是,生性多疑的毛泽东,最终发现他给林彪的权力太大了,要想颠覆自己易如反掌。于是,他决定逐步削减林彪的权力。1971年5月1日,两人的矛盾终于公开。毛泽东开始下决心清除林彪。林彪很快听到了风声,决定乘飞机逃亡国外。
9月13日晚,林彪的专机在外蒙古草原上迫降时爆炸,机上九人全部遇难。被称为“9‧13事件”。林彪的出逃,对毛泽东的声望和“文革”都是毁灭性打击。他的身体每况愈下,苍老了许多。152
在林彪的住所,搜出了他儿子林立果等人的政变草案——《五七一工程纪要》。毛泽东决定,把这份《纪要》作为林彪谋反的罪证公布,在全国开展大批判。这份《纪要》都说了些什么呢?以下是一些要点:
“他们(指毛和中共)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
“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
“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所以他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
“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这份《纪要》宛如一个晴天霹雳,把很多人惊醒了——原来,毛泽东并非高瞻远瞩,就连他选的接班人都口是心非;“文革”不过是一场骗局,一切都是为了他的权力,所有人都被他耍了!共产党就是一台“绞肉机”!153 罩在毛泽东头上的神圣光环,以及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一下子全在人们心中破灭了。
“9‧13事件”是“文革”的转折点。毛泽东一向认为自己运筹帷幄,稳操胜券。没想到,这次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天崩地裂”
林彪死后,周恩来失声痛哭了许久,因为他变成了最危险的第二号人物。154 几十年来,他甘居毛泽东之下;每到关键时刻,他都鼎力相助,帮毛泽东渡过危难;他对毛泽东诚惶诚恐,经常低三下四做检讨;在“文革”中,他是中央专案组组长,毛泽东要打倒的人,他绝不会出手保护,批示的口气还很严厉。
尽管如此,毛泽东依然对周恩来不信任。1972年,周恩来得了癌症,毛泽东却一再阻止给他治疗。直到1974年,周恩来才做了切除手术,但为时已晚,癌细胞已经扩散。毛泽东还专挑这个时候落井下石,发起了“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直指周恩来。155
人们常用“天崩地裂”形容重大灾难。在1976年,这两种灾难真的都在中国发生了。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3月8日下午,东北吉林市郊区降落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范围达500多平方公里,收集了100多块完整陨石,其中有3块的重量超过了200公斤,最大的达1,770公斤。

在吉林市博物馆展出的最大陨石,重达1,770公斤。(Francesc Fort/Wikimedia)
毛泽东听完报导,从病榻上坐起来,让人扶着走到窗前,凝视了天空许久,然后说:“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了。”156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天人合一”之说。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详细介绍了天象和人间的对应关系。如果自然界发生巨大变化,人间就会有相应剧变。《后汉书》记载,王莽在篡汉后,派几十万大军围攻刘秀驻守的昆阳城,夜有流星坠营中。结果刘秀以少胜多,大败莽军。时隔不久,王莽在混战中被杀,应了流星陨落之兆。157 虽然毛泽东不让老百姓信神,看来他心里还是信的。
4月初,清明时节,人群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借助悼念周恩来的挽联和诗句声讨“文革”,被毛泽东镇压。尽管他事后说“士气大振”,但此时的他已行将就木,只是强弩之末了。158
7月6日,中共十大元帅之首朱德也去世了。紧接着,又发生了一场大地震。7月28日晚上,河北省唐山市不断出现藕荷色地光;池塘里的鱼翻白了;井水在急剧地上升和下降,有的井还冒泡翻花;狗狂吠不止……凌晨3点多,唐山发生了7.8级大地震,这座100万人口的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96%的民宅损毁,工业建筑倒塌或严重损毁70%以上。
由于没有预警,地震时人们正在熟睡,导致死伤惨重。中共对外公布有24万人丧生,重伤36万人。159 但中共内部文件披露,实际死亡人数高达65万人。160
这么大的地震,为什么没有预警呢?其实,唐山市地震办公室主任杨友宸早已经铺设了本地监测网,并且在地震之前检测出了许多征兆。在当年5月的国家地震局会议上,杨友宸就提出了近两三个月内可能有强烈地震的预测,并在回来后向市领导做了汇报。
然而,就在大地震即将来临之际,“党组织”突然通知他到干校劳动改造——掏大粪!杨友宸在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发配到黑龙江劳改。1960年调到唐山,属于“可用不可升”的“严重右倾分子”。161
在距唐山一百多公里的青龙县,县长在得知国家地震局专家汪成民的预测之后,很快做好了防震准备。尽管这次大地震导致18万间房屋倒塌,但全县47万人无一人震亡。162
显而易见,在震前的关键时期,中共各级官员(包括国家地震局官员)在忙于它事,没人上报地震预警并作出防震安排。唐山的几十万冤魂也并非死于天灾,而是死于人祸,成了“文革”运动的牺牲品。
毛泽东在当年9月9日去世。至此,中共的三大领袖全走了。这场被公认为“十年浩劫”的“文革”终于结束了。据中共元老叶剑英1978年透露,“文革”10年,上亿人挨整,死了2,000万人,损失8,000亿人民币。163
此时的中国,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物资严重短缺,很多民众的生活水平还不如中共建政之前,成了真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解放”的人。
* * * * * * * * * *
其实,毛泽东发动的历次运动都是神州浩劫,中华五千年文明几乎被摧毁殆尽。人们被党性吞噬了人性,不再相信有神,不相信善恶有报。勾心斗角,互相猜忌,当面说假话,背后下狠手,成了人际相处之道。
刘少奇、林彪、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高官,一直在推动甚至主导这些运动,各级官员也都在推波助澜。个中原因,或出于个人野心,或为了自保,或为了报复党内宿敌。几乎每位中共官员都背负了血债。中国的历次浩劫不仅是毛泽东一人之罪,也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共这台既杀肉体又杀灵魂的绞肉机,已经在运动中磨练得炉火纯青。
从中共建政到毛泽东去世,共导致了至少7,000万人非正常死亡,造成的国民经济损失超过1.4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中共建政27年全部家当的两倍多。164 这还没算上因共产极权体制抑制人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从而导致的巨大潜在损失。
如果这27年是没有共产党的正常社会,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早就过上了自由和富足的生活。那么,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将走向何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