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中共的起家史
中国共产党的起家和美共迥然不同。列宁在俄国夺权之后，就成立了推动世界革命的共产国际。中国作为俄国的东方邻国，自然就成了共产国际的首选目标。
您将在本章了解：
中共是如何诞生并快速发展的？
“中山舰事件”和“皖南事变”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为什么汪精卫一开始反对清共，后来却主动武力清共？
中共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苏联是什么关系？
斯大林和毛泽东在“西安事变”中，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
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谁才是抗日战争真正的“领导者和中流砥柱”？
苏俄支部
在1919年和1920年，俄共两次假意声明，放弃俄国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获得的所有利益，赢得了中国知识界的好感，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并打入国民党奠定了基础。1
此后，俄共多次派代表来到中国，在几个大城市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一些知识分子把共产主义当成了最时尚的进步风潮。学者胡适说：在这些人眼中，“一切价值都重行估定：（崇尚自由的）个人主义的光芒远不如社会主义的光耀动人了；个人财产神圣的理论远不如共产及计划经济的时髦了。”2
这些知识分子也向往来一场俄国式的共产革命。于是，他们在各地组建了几个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陈独秀是创始人之一。1921年7月，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主导下，13位地方小组代表齐聚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被俄共指定为中共领袖。当时中共在全国只有57名党员。
中共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一步明确：它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3 所以，他们要绝对服从马林的控制和指挥。中共的所有活动经费，也几乎都由苏联主导的共产国际支付。到成立的第二年，中共就花费了1万6千多元。中共向苏共提出的1929年预算，仅特别费一项就100万元。4 这可是一笔巨款。那时的100元，可足够一家人吃一年。5 由此可见，中共是喝着苏共的奶水长大的。
附体夺权
当时中国的第一大政党，是1912年8月成立的国民党。它的前身——中国同盟会，成功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国民党领袖孙中山深入考察了欧美的自由民主制度，规划出中国的民主宪政蓝图，成为国民党的革命纲领。
他说：“余之革命主义内容，概括言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是已。”三民主义，指的是民族、民权和民生；五权宪法，是在西方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增加了考试和纠察。6
1922年，苏共代表越飞主动联络孙中山，表示愿意提供援助。当时中国各地军阀割据，国民党的力量很弱，孙中山不得已和苏共谈判。苏共要求国民党和中共合并，孙中山不同意，只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俄共保证：“绝不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双方最后达成了一份《孙文越飞宣言》，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只能信仰三民主义，服从国民党的党纲党纪，否则便予以制裁。7 这就是孙中山的“联俄容共”策略。此时的孙中山，并没意识到共产党是不讲信义的，这是引狼入室。
李大钊在一次会议上道出了莫斯科的本意：“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我们党的党员和共青团员个别地参加国民党，目的在于改组它，改变（国民党的）纲领……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以便把他们培养成革命先锋队……”8
苏共派来了大批顾问，帮国民党创办黄埔军校，培训军官，训练军队。在颇有手腕的苏共顾问鲍罗廷指挥下，中共展开了对国民党的“附体挖心”计划：
1. 夺权。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出的25名中央执行委员中，中共党员竟占了11名。例如，谭平山担任中央组织部长，毛泽东成了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军官中秘密发展中共党员。
到1925年3月孙中山辞世后不久，国民党中央和各地方党部的权力，已经基本被共产党人把持了；中央各部的秘书都是共产党员；国民革命军六个军的政治部主任，有五位是共产党员。鲍罗廷本人俨然已成为国民党的太上皇。
2. 分裂国民党。共产党把国民党划分为左（亲共）、中（远共）、右（反共）三派，制定了团结左派、孤立中派、打击右派的策略，挑动左派攻击右派。亲共的廖仲凯成了重点拉拢对象，事事为共产党代言。国民党因此出现了内斗和分裂。
3. 篡改纲领。在1926-1927年间，中共趁起草文件的机会，把孙中山的“联俄容共”，篡改成“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并谎称是孙中山“手定的三大政策”、“新三民主义”。9 孙中山辞世还不到一年，他的三民主义就已经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上无人问津了。
与此同时，中共借机快速发展。到1927年4月，中共已经拥有了5.8万名党员。10但在国民党高层，有一个人一直对共产党所为冷眼旁观，他，就是手握军权的蒋介石。
“中山舰事件”
蒋介石生于1887年，早年留学日本，专习军事。在此期间，他参加了中国同盟会。从此，他毕生追随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孙中山称赞他“知兵事而且能肝胆照人”“虽夷险不测，成败无定，而守经达变，如江河之自适，山岳之不移”。蒋介石曾在广东军阀反叛时，为保护孙中山坚守永丰军舰40天。此后，孙中山对他更为倚重。11
1923年，孙中山派蒋介石赴苏联考察3个月。蒋介石在给孙中山的报告书中写道：“俄党无诚信可言。”提醒他要警惕苏共野心。他多次谈到苏共是专制恐怖组织，无法和三民主义兼容，它只想扶持中共为其正统，决不可能和国民党真心合作。12 蒋介石对共产党的评价可谓入木三分。
1924年黄埔军校建成，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校长，并兼任粤军总部参谋长等要职。蒋介石忙于军事，多次平定叛乱，使国民政府定于广州，被人们视为“护国长城”。在1926年的国民党“二大”上，他进入常委决策层。面对共产党制造的纷乱局面，他一直在苦苦思索对策。
建立国民革命军，兴师北伐，建立统一的中华民国，是孙中山的遗愿。蒋介石在二大上提出了北伐动议，立即遭到全体苏联顾问的强烈反对。他们联手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发起了“倒蒋运动”，宣扬“北伐必败”，并把蒋介石抹黑成“新军阀”。此时，手握军权的蒋介石已成了共产党的眼中钉，要除之而后快。
1926年3月18日傍晚，海军代局长（中共党员）李之龙，擅令蒋介石的座舰中山舰，从广州驶回黄埔军校补充煤炭燃料，以备远航。当时蒋介石在广州。然后，李之龙又电话报告蒋介石：“中山舰是否仍要来广州迎接？”蒋介石吃了一惊，反问道：“是谁的命令要中山舰开回黄埔去的？”李之龙哑口无言。
中山舰返回广州后，仍然升火待发，戒备森严。蒋介石判定共产党企图劫持他。于是，他当机立断，在3月20日宣布广州戒严，拘捕李之龙，扣押中山舰，派兵包围苏联顾问公馆和中共机关，并把共党控制的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缴械。
随后，国民党解除了中共党员在党内高层和军校的职务，并对中共做了严格限制。与中共勾结倒蒋的汪精卫称病，远走法国。
不过，中共领袖陈独秀并不赞成倒蒋。他在《向导》上发文说：“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根柱石。”“中国共产党若阴谋倒蒋，就应该起来打倒共产党，共产党员若阴谋倒蒋，就应该枪毙。”13
“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第一次反共护国的壮举。自此，国民党纠正了“联俄容共”的重大失误，蒋介石也逐渐成为众望所归的国民党领袖。这令共产党非常恐慌。
破坏北伐
几个月后，蒋介石担任总司令，率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很快就打下了南半个中国。
共产党眼看阻止不了北伐，于是改变策略，多管齐下。一方面继续在北伐军中抓权；14 另一方面破坏北伐，在上海组织了三次武装暴动，但都被北伐军解除了武装；15 与此同时，鲍罗廷召集中共和国民党左派，迎汪精卫回国主持迁至武汉的国民政府，并且想方设法削弱蒋介石的军权。此时的国民政府，又被共产党完全控制了。16
共产党在北伐胜利的后方也没闲着，他们发动土地革命，建立农民造反政权，主要的推动者就是毛泽东。
“打土豪、分田地”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在湖南省山区的一个富农家庭。他读过私塾，后毕业于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1920年夏，毛泽东和陈独秀相识，开始接受马列主义。次年，他作为长沙联络人，参加了中共在上海的“一大”。后来随中共加入国民党。17
在1926∼1927年间，毛泽东担任国民政府广东、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他不但不执行国民政府“二五减租”的决议案，反而宣扬“地主剥削农民，给农民带来苦难”，煽动学员对地主的仇恨，发动农民“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他还认为：“流氓地痞……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
于是，各地地痞流氓把持的农会，喊着“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极端口号，横行乡里，为所欲为，在群众批斗大会上直接处死“土豪劣绅”。
例如，中共领袖李立三的父亲就被农会枪决；国民革命军第35军军长何健的父亲，被农会游街后整死。北伐军中许多中下级军官，在前方打仗流血，家里的土地却被夺走，家人被斗争、关押、捕杀，严重扰乱了军心。
对此结果，毛泽东却赞叹不已：“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有过的奇勋。”“好得很！”18
清党护国
中共祸国殃民的行动愈演愈烈。1927年4月2日，中共党员朱德率众洗劫了江西省南昌国民党党部，高喊“打倒三民主义”，踩踏孙中山画像，撕毁中华民国国旗。19
4月11日，湖南名士叶德辉被中共在长沙开会公审，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死刑，公开枪决。他在临行前，送给中共干部一副对联：“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一般杂种；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成群。”20
面对危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决定清除共产党。4月12日，蒋介石下令解除中共控制的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第二天，蒋介石宣布和苏联、中共断绝关系，然后开始在各地全面清党，通缉共党要员鲍罗廷、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197人。
4月18日，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元老决定，不承认共产党控制的武汉政府，把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蒋介石在典礼上发表演讲：“自从（孙中山）总理死后，中共没有一天不想消灭国民党，破坏国民革命”，我们“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再不能让共产党用阴谋、盗窃、挑拨等下流行为……来破坏我们国民革命的事业。”
汪精卫主持的武汉政府公开反对清党，宣布撤销蒋介石总司令职务，开除党籍并予以通缉，形成了“宁汉对立”。
不久，汪精卫看到斯大林给共产国际的密令，要求共产党发动土改运动，从国民党内部夺权，组建自己的武装等等，这才如梦方醒，意识到共产党的险恶用心。于是，他开始“和平清共”。随着中共不断发动武装暴动，汪精卫也转为“武力清共”，开始逮捕处决共产党人。21
清党恢复了中华民国的国统和法统。蒋介石的远见卓识和英明果断，也赢得了国民党各个派系的尊重。几个月后，两个国民政府在南京合二为一。
1928年初，蒋介石率军二次北伐，6月，攻克了北京。当年底，割据东北三省的奉系军阀张学良，宣布归顺国民政府。至此，中国终于实现了统一。22 然而，由于中共的叛乱，中国很快又陷入了分裂。
国中之国
在1927年国民党全面清党之后，共产国际又派来新代表，策划和指挥中共发起了“八一南昌暴动”，但在国军的追剿之下，很快失败。
当年9月，毛泽东借在湖南发动“秋收暴动”之名，拉起一支队伍，在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建立了中共第一个叛乱根据地。第二年，“南昌暴动”失败的朱德率领残部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23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张学良率领东北军退入关内。国民政府不得不停止围剿共军，调部队北上。
就在这国难当头之际，11月7日，苏联指示中共在南方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为江西瑞金。毛泽东为执行委员会主席。这是一个有《宪法》、军队、银行、国旗的“国中之国”。它执行的是苏联的命令；银行发行的货币，上面印着的是列宁的头像。它的唯一目标，就是用暴力推翻中华民国政府。24
到1933年，中共的势力已扩展到赣、湘、闽、浙等多个省份，拥有正规军30万，成为中华民国的心腹大患。25
万里逃亡
与中共打交道多年的蒋介石，认为中共就是一帮不讲信义、杀人越货的土匪：
“不仅不忠于他自己的中华民国和中华民族，并且不忠于他自己的上官，不忠于他自己的部下……更要出卖自己的祖宗，去拜外国的祖宗！即拜列宁、马克思等外国人为祖宗！这种土匪行为真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如同禽兽一样，还能算是人吗？还能算是一个中国人吗？
“如果土匪不消灭，不仅是我们大家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就是我们祖宗坟墓也不能保存！而且子子孙孙将来都要做亡国奴，做人家奴隶牛马！”26
所以，蒋介石在侵华日军咄咄逼人，不得不两面作战的艰难情况下，仍然调动精锐大军，多次围剿中共苏区。1934年10月，共军弹尽粮绝，向西南突围逃亡，然后再北上至四川、陕北，和其它共军会合，总行程超过万里，最终只剩下不到2万人。
共军之所以走这条路线，是为了接近苏联和其控制的外蒙古。一旦中共无法立足，即可随时逃往苏联。为掩人耳目，中共把这次逃亡称为“北上抗日”。可是四川、陕北是大后方，根本没有日军。共军不但没有开到抗日前线打过一次仗，反而在后方不断侵扰抗日的中华民国政府。27
“西安事变”
在1935年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国民党展现了空前的团结，“攘外必先安内”成为了共识，并在《宣言》中表明了抗日御侮的决心和忍让限度：“在和平未至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如国家已至非牺牲不可之时，自必决然牺牲。”各路部队纷纷加入围剿，在陕北苏区周围，很快聚集了六十多万精锐部队。中共已经危在旦夕。28
此时，中共高喊“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蒋介石洞察其奸，知道这又是它的“统战”伎俩，其“一致抗日”是假，期望“停止剿共”是真。29
可是，身负剿共重任的张学良却和中共暗通款曲。1936年4月8日，张学良秘密到延安和周恩来会谈。随后，中共开始加紧渗透和控制东北军。30 张学良的身边已经有不少中共党员。而杨虎城率领的西北军，也早已被中共大量渗透。他的妻子、幕僚等都是中共党员。31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张杨两部关系由你统一接洽并指导之……”32 在中共的煽动下，张、杨二人发动了一场兵变。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亲抵西安，部署剿共作战计划。12日凌晨5点半，张学良卫队营长孙铭九，率兵进攻蒋介石驻地临潼华清池，双方激烈交火。因寡不敌众，蒋介石的随行卫队全部阵亡，张、杨二人把蒋介石软禁起来。蒋介石视死如归，拒绝商谈任何条件。33
当天下午，张学良电告南京国民政府，他已经在西安“兵谏”，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等等。当晚11点，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决议，将张学良撤职严办，由何应钦指挥中央军平叛，内战一触即发。34
事发后，张学良马上致电中共，询问该如何处理蒋介石。毛泽东喜不自禁，在回电中称赞说：“诚如来电所云，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由人民公审……”同时，毛泽东又对自己人说：“我已着力暗示张学良该如何做，但这‘杀’字不好由我们口说出来。”35
没想到，斯大林很快发来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要求中共必须向张学良施压，释放蒋介石。斯大林为什么这么做呢？他很清楚，只有蒋介石才是能领导中国抗日的唯一领袖，这对避免苏联和德国、日本两面作战，保障其安全至关重要。而且，斯大林也知道张学良是靠不住的。
毛泽东无奈，只好派周恩来赶赴西安。此时的张学良等于被中共出卖，骑虎难下。周恩来则开始扮演和事佬，从中调停。36
12月14日中午，张学良来见蒋介石说，他的日记和重要文件，自己和手下都读过了，方才知道他救国的苦心。张学良懊悔地说：“委员长不是在日记中骂我无人格吗？我今天自己思考，实在觉得没有人格。”37
为了营救蒋介石，12月22日，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和兄长宋子文冒险飞抵西安。张学良和杨虎城前往机场迎接。二人表情局促不安，看到宋美龄从容镇定，神态如常，才渐渐放松下来。38
蒋介石授权宋美龄和宋子文与张、周谈判。12月24日，三方达成了“容共抗日”的口头协议。12月25日，在张学良陪同下，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飞往洛阳。第二天，抵达南京，几十万市民夹道欢迎，盛况空前。不久，军事法庭对张学良判刑10年，但蒋介石赦免了他。张学良从此过上了幽禁生活。39
西安事变破坏了蒋介石“剿共抗日”的战略部署，全面抗战的时间表被迫提前，国军仓促应战装备精良的日军，损失惨重。而中共却得以再次附体国民政府，趁机做大。
对此，蒋介石痛心地写道：“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月内）可竟全功者，几乎隳于一旦。”40
“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发动事变，自此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严正声明：“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41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抗日声明。（公有领域）
按照蒋介石的战略规划，中国至少需要60个现代化师才能和日军抗衡。但是，当时只来得及装备好24个师。
面对日本军队在上海的一再挑衅，8月13日深夜，蒋介石下令国军向日军发起进攻，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爆发。国军用比日军差得多的武器装备，抵挡着日军飞机大炮的强攻，牺牲人数近30万，十几位将军阵亡，却没有人后退。日军先后投入了十几个师团近30万人，飞机500多架，几次更换长官，伤亡超过了4万人。国军以血肉之躯殊死抗战，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梦想。
在“淞沪会战”期间，华北日军南下进攻山西，“太原会战”开始。国军在忻口、娘子关和日军展开激战。11月8日，日军占领太原。国军以近8万人伤亡的代价，阻挡了日军一个多月的进攻。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屠杀了39万军民，史称“南京大屠杀”。42
尽管形势如此严酷，毛泽东想的却不是如何与国军齐心抗日，而是如何趁机壮大自己。他制定了“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总体方针。
8月下旬，在中共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强调：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只打游击战，避免和日军正面冲突；一定要趁国民党与日本人拼命厮杀的良机，壮大发展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坐收渔利，在抗战胜利后打败精疲力尽的国军，夺取政权。43
毛泽东后来说得更为露骨：“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44
9月22日，中共发表《共赴国难宣言》表态：愿意为实现三民主义奋斗；放弃推翻政府的暴动；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取消苏维埃政权；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统辖，待命出动，担任抗战前线之职责。45 由此可见，中共口是心非，毫无诚信可言。
蒋介石把陕北共军改编为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把流散在江南地区的共军零星武装，收编为新四军。
拿着国民政府粮饷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依然暗地里听命于中共，并不服从国民政府指挥。在太原会战期间，八路军开赴山西之后，毛泽东却命令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带，“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 。
中共只打过两场真正的抗日战役。一次是1937年八路军在太原会战中的平型关战役。林彪指挥八路军115师，从高处袭击了山谷的日军辎重运输队，消灭日军200多人，焚毁140多辆车。八路军总部立即把战绩夸大成击溃日军“1万多人”、“被击毙者尸横山野”上报给国民政府，然后又作为抗日战绩宣传了几十年。46 实际上，毛泽东反对打这一仗，后来又斥责林彪不懂政治。47
另一次是1940年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当时日军占领了华北，为加强统治，加紧修筑公路，把中共的根据地分割成了小块，威胁到八路军的生存。于是，彭德怀发动了一场破坏日占区矿山、铁路和公路交通的游击战，为时1个月，实际参加的只有22个团。48 事后彭德怀一直备受毛泽东指责，认为他过早暴露了共军的实力。49
在太原会战之后，日军只占据大中城市和交通线，把兵力调到徐州会战，山西就空虚了。中共抓住时机，一边高呼“联合抗日”、“拥护阎主席”，赢得了山西省政府主席阎锡山的信任，一边再“附体挖心”，逐渐控制了山西大部分军权和政权。阎锡山率领国军在前线和日军殊死作战，屡获战果，后来却发现八路军不仅没抗日，还趁机控制了2/3的县级政权，方知上当，可惜为时已晚。
中共这次是如何“附体挖心”的呢？八路军将领徐向前透露了“秘诀”：一是搞统战。中共以合作抗日为名和国民政府的县长谈判。“谈判几条，协议在手，他们违反的话，便可名正言顺，兴师问罪”；二是釜底抽薪。中共发动减租减息，赢得农民支持，国民政府的县长就干不下去了，政权便落入中共手中。三是直接武装夺权。
在河北省，八路军干脆硬来。他们把抵制中共的国民政府官员和抗日军队，抹黑成“汉奸”、“投降派”，然后直接动武消灭。用徐向前的说法，就是“有的问题先斩后奏，有的则斩而不奏”。所谓“先斩后奏”，就是消灭国军之后，再向国民政府报告；“斩而不奏”，就是打了国军之后不吭声。
那么，中共又如何向国民政府报告呢？首先是轻描淡写地称之为“摩擦”，然后再倒打一耙，把所有挑起事端的责任都推给对方。
例如，八路军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事后承认，他们“把河北民军全部包围，自拂晓打响后，很快就解决了战斗，全部消灭了张荫梧的三个核心团。”张荫梧是河北抗日民军总司令。他哪里会想到，口称“抗日”、由国民政府统率的八路军竟然会对自己人下手。三个团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进入了吕正操设好的包围圈。此事件被称为“冀中事变”。案发后，八路军向各方通电，反咬一口说是张荫梧袭击八路军，“企图强占地盘，破坏抗战”。
就这样，国民政府留在河北省的抗日军队，最终全部都被八路军消灭和分化瓦解。中共在此成功建立了根据地。
与此同时，中共采用同样的手段，逐步蚕食国民政府控制的山东省。在山东抗日的国军，死于中共枪口之下的官兵比被日军打死的还多。
1940年10月19日，国军总参谋长何应钦致电质问朱德、彭德怀：“最近十八集团军徐向前部，于8月11日分头向山东省政府所在地鲁村发起进攻，沈主席以遵令避免冲突往后撤，14日徐部陷遂鲁村，又复继续进攻鲁省政府及所属部队，损失甚大，经统帅严令撤退，并令于总司令学忠查报。据于总司令歌电称，查徐向前部于14日攻占鲁村，本部一再电徐制止，撤出鲁村，徐当即覆电愿遵令办理，但并未实行。迨新博一带之敌进犯鲁村，徐部乃于18日不战而退，该地遂于18日被敌占领，22日敌退，徐部复入鲁村，至22日始撤去等语。”
由此可见，八路军攻打国军是毫不手软，但日军来了却马上就跑。朱、彭二人自知理亏，哑口无言，只好在11月9日答复时口称“痛心”来搪塞。
中共占据了山东之后，终于把华北八路军和江南新四军连成了一片，实力大增。从此，中共更加有恃无恐了。50
“皖南事变”
1940年10月4日，陈毅率新四军向驻扎在江苏黄桥的国军发起猛攻，消灭国军一万多人，史称“黄桥事变”。
此后，八路军南下与新四军会合。此时，共军自恃在苏北战场的实力已超过国军，紧接着又发动了攻打国军的曹甸战役，不过，共军这次不但没获胜，反而伤亡了2,000多人。此时，国共两军的关系已经极为紧张。蒋介石不得不对共军严加防范。
1941年1月3日，蒋介石发布军令，限期新四军移到黄河以北作战，并严格规定了新四军从安徽泾县北上的行军路线。可几乎在同时，毛泽东也给新四军发来电令：“你们全部坚决开往苏南，并立即行动。”这和蒋介石的要求的路线截然不同，明显是在违抗军令。
第二天，由于新四军军部和主力部队按照毛泽东要求的路线开拔，和附近的7万国军发生了激烈冲突，导致7,000人被围歼，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后来被手下杀死。中共称之为“皖南事变”。而新四军的一个团共2,000多人，因为按规定路线北上，没遇到任何阻碍，安全过江。
事变发生后，中共大呼“千古奇冤”，声称新四军是遵令北移，遭了国军有预谋的伏击，但却不敢公开国民政府的命令。其实，把军令当儿戏的毛泽东，才是“皖南事变”的真正罪魁祸首。51
中共不但蚕食中华民国的地方政权和军队，竟然还向日军出卖国军情报。日本学者远籐誉为我们揭示了中共和日军暗地勾结的惊人内幕。
通敌卖国
中共在香港设有一个办事处，其实是个地下情报据点。1939年4月，毛泽东派中共高级特务潘汉年前往香港。后来又指示他想办法和日本人建立联系。1939年秋天，潘汉年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情报负责人岩井英一见面，岩井对潘汉年颇为赏识。
潘汉年和岩井认识不久，就和他商定，他会把通过国共合作拿到的国军情报，每半个月向日方提供一次。岩井每月付给潘汉年2,000港元作为报酬。潘汉年还以创办刊物等名义，不断向岩井索要巨额金钱。岩井对此是有求必应，要多少给多少。当时的2,000元港币可是一大笔钱，相当于一位香港华人警官5年的工资。这说明中共提供的情报很有价值。
中共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毛泽东一石三鸟的计策——既能够表现中共的诚意，促成双方秘密缔结停战协议；又能够借日军之手打击国军；同时还能源源不断地拿到巨额报酬。
令人惊讶的是，就在1940年南京汪精卫伪政权建立之后，潘汉年又在岩井的引荐之下，代表中共与汪精卫和他的最高军事顾问影佐少将面谈，期望能和驻华北日军和伪军达成停战协议，但没谈成。
到了1943年春末夏初，形势突然变得有些紧张。中共听说，汪精卫的伪军将大规模扫荡根据地。于是，潘汉年再次来到上海，和华中日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达成了交易：日军可以和新四军保持一个缓冲地带；作为交换，新四军不袭击铁路线和交通枢纽。
中共建政后，毛泽东为了掩盖这段勾结日军的卖国罪行，把潘汉年逮捕入狱。潘汉年最后死于狱中。52
不过，毛泽东倒是毫不掩饰他对日军侵华的感激之情。中共官方记载，毛泽东至少6次对日本政要和前将领说过类似的话：“我们要感谢日本。没有日本侵略中国，我们就不可能取得国共合作，我们就不能发展，最后取得政权。”53
延安整风运动54
就在国军和日军浴血奋战之时，毛泽东却在内部会议上说：“皖南事变后半年多，国内是最和平的时期，这是一因为日本的政策，二因为我们的政策。”日军当时一直企图歼灭国军的主力。毛泽东的政策又是什么呢？一方面主动和日伪军议和，一方面利用这个“和平时期”来肃清政敌，在中共内部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
毛泽东的头号政敌是王明。王明忠实执行第三共产国际命令，深得斯大林信任。周恩来和一批从苏联回国的中共高官都和他关系深厚。这些人被毛泽东视为“国际派”，在党内很有影响力，而且经常和他意见不合。
1941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宣布要“实行两条路线的门争，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两个“主义”的标准是什么呢？凡是和毛泽东意见不合的，就是主观主义；凡是和毛泽东不是一派的，都是宗派主义。王明当然不服气，在10月的会议上给予反驳。
于是，毛泽东亲自参与编辑了一本中共斗争史，名为《六大以来》，把中共的发展塑造成靠自己的路线指导前进的历史，借以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此后，这份文件就成了中共整风的必学文件之一了。
1942年2月，持续3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拉开了序幕。整风分为3步：首先学习指定的整风文件，明白毛泽东确定的“是非标准”；然后每个人用这个标准做自我检查，再由其他人批判得体无完肤；最后，党组织会对大部分人宽大处理，让他们成为“得救”的“新人”。这样一来，每个人在运动结束后，不仅不敢再越雷池一步，还得要感谢党的“信任”。人们之间从此再也没有关爱和信任，取而代之的是冷漠和互相猜疑。口是心非、见风使舵之人，渐渐成为中共党内的主流。
毛泽东要求，所有高级干部必须参加“延安整风”，就连各根据地的八路军、新四军将领也不例外。1943年7月从国民政府回延安的周恩来，本来是要挨整的，但他态度转向非常快，马上当众对毛泽东歌功颂德：“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了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即便如此，周恩来还是写了大量书面检讨才算过关。
一直追随王明的康生，也见风使舵，彻底倒戈，成了毛泽东整人的主要打手；而王明等其他“国际派”高官全都遭到激烈批判。最晚回到延安的彭德怀，因为从来不过分崇拜毛泽东，也被围攻了40多天。
就这样，毛泽东有打有拉，肃清了所有政敌，在中共高层树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但是，毛泽东对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仍然不放心。这些人眼光比较开阔，总是有自己的看法，而且也有很大影响力，这是毛泽东绝不能容忍的，于是，整风运动很快蔓延到这些人。
王实味就是被“杀鸡儆猴”的一个例子。他是中共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研究员。延安“革命圣地”的现实让他非常失望。他发现，中共高官们口口声声说平等，实际上却“食分五等，衣着三色”；国军将士们正在前线舍命拚杀，而中共高官们在延安中央大礼堂的舞会却通宵达旦，“歌哺玉堂春，舞回金莲步”。
于是，从1942年3月开始，王实味陆续在中央研究院墙报发表了三篇批评文章，马上轰动了延安。毛泽东大怒，厉声说：“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
当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要用各种文艺形式为党的政治目标服务。王实味被绑架到会场批斗。原本支持王实味的同事们，为求自保纷纷落井下石，指控他是“反党分子”和“特务”，要求组织严惩。1943年4月，康生把他逮捕入狱。1947年春，康生下令把他秘密处死。
毛泽东并没有轻易放过这些知识分子。他把中央研究院的“红色教授”们和几乎所有文艺界人士，都赶进中央党校，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此后，延安的知识分子个个胆战心惊，不敢畅所欲言，只会为毛泽东和中共歌功颂德了。延安《抗战报》编辑韦君宜后来告诉女儿，她参加革命就准备好了牺牲一切。但是，没想到要牺牲的还有自己的良心。
接下来，毛泽东又开始借康生之手，在中下层制造恐怖，以牢牢控制整个党组织。善于揣摩毛泽东心思的康生，在1943年的一次会议上杀气腾腾地说：“到延安来的党员也好，干部也好，有百分之七十、八十，在政治上都是靠不住的，是各式各样的特务、叛徒、坏人！”“各单位要按照这个指标去抢救失足者，谁不完成指标，不是麻木不仁，就是他本人有问题。”
于是，延安很快就被触目惊心的“抢救”恐怖所笼罩。各单位私设公堂，刑讯逼供，看谁都像特务。如果用尽酷刑，嫌疑人仍拒不交待，负责审讯的干部就会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把嫌疑人五花大绑押到野地“假枪毙”。随着几声枪响，子弹从耳旁飞过，嫌疑人往往会吓个半死，甚至精神失常。
就这样，延安警卫团挖出的“国民党特务”竟然占了八成多；200人的军委三局电讯学校，抓了170个“特务”。整个延安共挖出“特务”1.5万人！
到了1944年冬天，毛泽东的整风运动已经大获全胜。从此，毛泽东成为拥有绝对权威的中共领袖；“毛泽东思想”也和马列主义并列，成为中共的理论指导；帮助毛泽东打击王明，制造“毛泽东思想”的刘少奇，被毛泽东提拔成了党内二号人物。
那么，这个“毛泽东思想”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这句话一窥究竟：“……用战争及其它政治手段打倒敌人……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此时，很少有人能意识到，整风运动下的延安，正是1949年后中国命运的预演。
就在中共延安整风的这三年间，国军使日军陷入了持久战的泥潭，并且多次重创日军。但是，国军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开始。日军调集11.5万余人进犯长沙，国军调集兵力37.8万人迎战。日军伤亡数以万计，不得不撤出长沙。国军也损失严重，其中有4个师至少伤亡40%。55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军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华日军为策应攻打香港，又调遣7万多兵力围攻长沙。国军调集10个军26万多人迎战，开始了“第三次长沙会战”。长沙争夺战在1942年1月1日打响，日军强攻长沙不下，发现已陷入国军重围，仓皇撤退，被国军分段截击。1月15日，“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7万多日军损失过半。这是同盟国在太平洋开战以来的首次大捷，大大提振了盟军的士气和中国的声望。56
1944年4月，日军由于在海上和美国交战受挫，急于打通陆上通道，以支持东南亚战场，因此发起了“一号作战”计划。日军抽调了10个师团，穿过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省，和国军打了三次会战和一次重要战斗，战线长达1,500公里。
“一号作战”开始没几天，4月22日，毛泽东就发出指令：“我军应乘日军进犯后方空虚时，开展豫北地方工作……”根本没提抗日的事。
在此期间，日军抽调大量兵力南下，华北防务空虚。此时的中共，已经拥有近50万人的正规军和200多万民兵，如果能在后面攻击日军，一定会对战局产生重大影响。可此时中共心里只想乘机扩大地盘，按照马列思想建立“国中之国”，对外称之为“抗日根据地”。
在“一号作战”的“长衡（长沙和衡阳）会战”中，国军官兵死伤9万多人，日军伤亡6.6万人，可见战况极其惨烈。由于国军接连失利，日军占据了洛阳、郑州、衡阳、桂林、柳州、赣州和长沙等城市。
就在国军以血肉之躯阻挡日军的进攻，损失惨重之时，7月15日，毛泽东在致电中幸灾乐祸：“我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间的区别，越来越明显了。一个在进攻，在发展，在巩固，一个在退却，在萎缩，在充满着危机。”
中共知道，日军需要铁路、沿线的城市和飞机场。所以，共军从不碰撞铁路线，日军也不去打击中共，双方非常默契。所以，日军才敢于南下开战而没有后顾之忧。57
从1945年4月9日开始，日军为争夺湖南芷江空军基地，又发起了“湘西会战”。日军投入6个师团和一个混成旅，何应钦率领国军20多万兵力迎战。国军诱敌深入，分别包围，打死打伤日军3万多人。国军牺牲了7,800多人，以日军彻底溃败而告终。这是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一场会战。从此，中国抗日的正面战场开始转入反攻阶段。58
1945年8月上旬，美军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9日，在南京的中国战区受降典礼上，日军代表向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的代表何应钦投降。59
国军8年浴血奋战，使100多万日军陷入“中国泥潭”不能自拔，为同盟国最终赢得二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在1942年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而调往其它方面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60
据中华民国官方统计，在8年抗战中，国军发动大型会战22场，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38,931次。陆军伤亡320余万人，空军阵亡4,321人，海军舰艇损失殆尽，206位国军将领为国捐躯。相比之下，真正因抗日阵亡的中共将领，只有左权一人。61
与此同时，共军却从仅有2万人马，扩充为拥有近1亿人口，91万正规军和220万民兵的强大势力。62
尽管史实充分证明，是蒋介石率领中国军民取得了抗日的胜利，但中共却一直在告诉中国民众，它才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和中流砥柱。
此时，历经长年战乱的中国满目疮痍，国民政府和军队也已精疲力竭。美国却挺共抑蒋，停止了对华援助。趁机做大的中共，在苏联的支持下发动内战，占据了中国大陆，蒋介石被迫退守台湾。因相关内容我们已在第八章详述，所以就在此略过。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中共领袖毛泽东在掌权后，是如何带领中国迈向共产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