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共产主义的始祖
在本章中，我们先深入了解两位关键人物。一位是共产主义的始祖马克思，另一位是他的合作伙伴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我们尝试从共产党人的视角来描绘他们的人生轨迹——不是很多教科书中描绘的那种文雅而有远见的社会改革家，而是如他们的忠实追随者所见：双拳紧握、权欲熏心的革命家。
本章虽然简短，但包含了足够细节，便于想了解共产主义的读者搞懂以下问题：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称其始祖为“天才”，却又承认他“独裁、易怒、好斗”？
马克思受过良好教育吗？他是哪国人？他的主要著作是在哪儿完成的？
为什么马克思从未有过稳定的职业，或可靠的生计？
恩格斯和马克思有哪些不同？
他俩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哪六大目标？
马克思为什么认为，“推翻上帝”是他的首要任务之一？
他为什么相信，自己的《资本论》将颠覆世界？
马克思两次试图建立组织，推动世界性革命，为什么都失败了？
* * * * * * * * * *
1853年，伦敦。
在一个寒冷多雾的日子，一位英国政府官员冒着蒙蒙细雨，站在伦敦贫民窟的一间破旧小屋前。他敲了敲门。一会儿，门开了，主人请他进屋。里面烟雾弥漫，呛得他不断咳嗽流泪。透过烟雾，他终于看到了主人的模样——一位身材魁梧、头发蓬乱、胡子拉碴的男子，用一口浓重的德国腔英语向他问好，还递上一根烟斗，请他坐到一把破旧的椅子上。
若非早有耳闻，这位官员绝对不敢相信，眼前这位胡须男竟有博士学位；更难以想象，刚刚把孩子们赶往里屋的妻子，竟是德国贵族之后。但事实确是如此。这里正是马克思博士和太太的栖身之所。
此时的马克思，是一位被迫流亡的政治犯。他被赶出了德国、法国和比利时。英国给予他和其他欧洲革命家庇护，马克思对此心存感激。此后，英国就成了他革命事业的终生基地。
官员在这个特定日子来访，并没有引起马克思的恐慌。这只不过是英国政府对政治流亡者的例行检查。这位官员不但没有敌意，反而觉得马克思夫妇奇怪而且很有趣。他们可以在杂乱无比的家庭环境，怡然自得地谈论全球议题。这位官员在后来的报告中，描述了他对马克思夫妇的困惑：
“马克思住在伦敦最差的社区，因此房租低廉。他住两间房，临街的房间是客厅，卧室在后面。两个房间里没有一件干净或像样的家具，所有的东西都是破破烂烂的，上面落满了厚厚的灰尘，到处都很凌乱。客厅中间有一张铺着油布的老式大桌子。上面堆满了手稿、书籍和报纸，还有孩子们的玩具、杂物、他妻子的针线篮、破杯子、脏勺子、刀叉、台灯、墨水瓶、玻璃杯、荷兰烟斗、烟灰……混杂在一起。但这一切，不会让马克思夫妇感到有丝毫尴尬。他们热情好客，并向你提供烟斗、烟草和其它东西。随后，一场机智有趣的聊天开始了，令人忽略了家中的一切缺陷。”70
至此，我们认识了在十九世纪的历史舞台上一位最具戏剧性的人物——马克思。他死后的影响力比在世时更大。传记作家们努力揭开马克思一生的谜团。有时，他被称为“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但是，他的追随者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位易怒、好斗的独裁者，一个和全世界都有仇的人，并且总是在担忧自己能否继续维持优越的地位。”71
这种自相矛盾而又极为偏激的性格，在马克思动荡的一生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少年马克思
1818年5月5日，卡尔‧马克思出生在德国特里尔市（Treves）。他的祖先足以使他颜面有光——无论是父亲家族，还是母亲家族，历代都是杰出的学者和令人尊敬的犹太教拉比。然而，到了马克思的父亲这代，却选择了和过去的信仰和职业一刀两段。他带着家人离开犹太教堂，加入了新教，并努力获得了律师执照。此时的马克思只有六岁，家族的宗教传统就这样被颠覆了。一些传记作家认为，这次突变，是他后来反对宗教的深层原因。
在小学时，马克思便展现出杰出的学习能力。但与此同时，他也显露出一种将困扰他终生的特质——不善于交朋友。翻遍马克思的所有著作，我们很少见到他回忆快乐的童年时光。传记作家说，他过于紧张、好斗、患得患失，而且控制欲强，这导致他没什么朋友。不过，马克思并非无情之辈，他对爱的渴望情真意切。在他17岁步入大学殿堂之后写给父母的信中，偶尔会流露出极为细腻、女性般的情感。下面就是一例：
“希望笼罩在我们家中的阴霾，能够逐渐消散；希望我能和你们同甘共苦，泪水交融；也许在陪伴你们时，我能够表达出深厚的感情和无法估量的爱；希望我永远深爱的父亲，能理解我的感情经历了多少风雨，从而原谅我。因为在您看来，当我的心灵饱受磨难而无法言语时，我的心一定常常误入歧途。盼您早日康复，希望我能够紧紧拥抱您，向您倾诉我的全部感受。永远爱您的儿子，卡尔。”
这番话一定会让老马克思困惑不已。他身为父亲，却始终无法在劝说和批评儿子时，不让儿子大发雷霆。在马克思的信中，经常提到和父母的激烈争吵；而他的父母则在信中，埋怨他以自我为中心，不为家人着想，只顾着不断要钱，却对大多数来信不理不睬，非常没礼貌。
马克思的人生蓝图
1835年秋，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University of Bonn）法学院。第一学年对他来说真是狂躁不安。他先是加入一个酒吧俱乐部，不仅弄得债台高筑，还因夜间酗酒滋事，差点让学校开除，把他父母吓坏了；他的学业也不尽人意，还一度威胁说，不想当律师，而是要成为一名诗人。
1836年夏天，他又和人决斗，眼睛受了伤。最终，波恩大学觉得，让马克思转学才是上上之策。老马克思欣然应允。于是，马克思转到柏林大学（University of Berlin）继续学业。
正是在柏林大学，马克思的智力开始转化为行动力，他的人生蓝图也逐渐清晰。虽然他表面上遵从父亲的意愿学习法律，但这只是他狂热探索哲学的伪装。当父亲一去世，马克思立即公开宣布，他将追求学术生涯，渴望成为某大学的哲学教授。他的博士论文主题是《德谟克利特和伊比鸠鲁自然哲学的区别》（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atural Philosophy of Democritus and Epicurus）。
在这篇论文中，马克思倾向于伊比鸠鲁的唯物论，因为它认为物质存在能动性。马克思觉得，如果物质自有动力，那么宇宙就不再需要创世主、设计者或支配力量。于是，马克思的反宗教情结，开始在他的论文中得以彰显——他用普罗米修斯的呐喊作为座右铭：“总而言之，我憎恨一切神灵！”在这段思想萌芽期，马克思心怀三大目标：渴望发现一种自然哲学；渴望彻底否定一切宗教；渴望赢得威斯特华伦男爵千金燕妮的芳心。
在此期间，马克思投身于一个左翼学派，他们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追随者。当时，他们倾尽全力要彻底摧毁基督教。1835年，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出版了《耶稣的一生》，他认为福音书并非历史文献，而是早期基督徒集体幻想出来的神话。这一说法震惊了整个德国。
1840年，马克思的亲密伙伴鲍尔（Bruno Bauer）以《对观福音书的历史批判》为题，在著作中宣称福音书是伪造的，耶稣从未存在过，是个虚构人物，因此基督教是一场骗局。
接下来，鲍尔和马克思大胆决定——出版无神论期刊。不过，因缺乏经费，这个计划夭折了。
1841年，反基督教运动又多了一位能言善辩的支持者。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出版了《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他不仅嘲讽基督教，还提出了人类拥有宇宙中最高智慧的观点。这个奇思臆想让马克思深深着迷。他把相同的观点写入博士论文，直言不讳地说：“人类的自我意识才是最高的神性！”
由于政府对这场反基督教运动的态度严厉，马克思判断，把论文提交给柏林大学的风险太大。在鲍尔的建议下，他转往耶拿大学（University of Jena）。1841年4月，马克思获得了耶拿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
然而，不久之后，他想成为德国大学哲学教授的梦想就彻底破灭了。马克思和鲍尔合作撰写了一本小册子，由于充满革命色彩而受到严厉处分。政府在查明作者身份之后，波恩大学立即开除了鲍尔。马克思也被告知，绝不允许他在德国任何大学任教。
此时，革命的烈焰已经在马克思心中熊熊燃烧。他决心发起一场运动来彻底重塑世界。但他深知，要完成这件大事，必须得到威斯特华伦男爵千金燕妮的陪伴。这位美丽又惹人喜爱的德国贵族之女住在马克思的家乡。七年来，他们一直书信不断。他在信中表白说：如果她愿意嫁给他，她将成为革命者的妻子。他写道：“燕妮！如果我们的灵魂能紧密结合，我将轻蔑地向世界发起挑战，跨越残垣断壁，成为创世主！”72
1843年6月，他们举行了婚礼。新郎当时处于失业状态。燕妮很快就发现，这将成为他们婚姻生活的永久特征。马克思从未想过丈夫作为一家之主的责任。如果换作一个意志薄弱的女人，可能早就崩溃了。但燕妮依然对马克思忠心耿耿。
婚后，他们享受了五个月的蜜月时光，之后便前往巴黎。马克思期望在那里参与创办革命刊物《法德年鉴》。不过，这份刊物在创刊后就关门大吉了。在随后的十五个月里，马克思则沉浸在“学习和写作”的愉悦时光里。
这成为了此后马克思毕生的生活状态。在他的家人忍饥挨饿之际，人们会发现，他却正在图书馆里，潜心研究有趣却毫无报酬的高等数学。伏尔泰嘲讽说，有种男人没能力管家，因此便隐居阁楼，在那里指点江山。马克思似乎就是如此。他虽然看似四体不勤，但如果是他感兴趣的领域，他其实可以干大量的脑力活儿；可要是他没兴趣，那就别指望他干啥。马克思的这种性格，使他终其一生都没有过一份专业工作或可靠的生计。
一位对马克思抱有好感的传记作者是这样描述他的：
“普通的工作令他厌烦；传统的职业让他丧失了幽默感；即便囊中羞涩，衬衫也已典当，他仍在自命不凡地审视世界……他的一生都囊中羞涩，对养家糊口无能得令人啼笑皆非；他的财务陷入困境，总是债务缠身，债主们紧追不舍……他的一半家当总是在当铺里；他总是资不抵债，破产成了常态；恩格斯给他几千块钱，一到他手中，就像雪花融化般消失了。”73
这段描述提到了马克思的唯一密友——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马、恩的奇特关系
在许多方面，恩格斯与马克思都截然相反。他身材瘦高，酷爱运动，活泼乐观，和蔼可亲，善于交际。1820年11月28日，恩格斯出生于德国巴门，父亲是一个纺织品制造商，在德国巴门和英国曼彻斯特都拥有大型工厂。恩格斯从小就对父亲的严厉管教心生不满，因此他对纺织业和其相关的一切都深恶痛绝。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自然而然地和工业无产阶级站在了一起。
身为资产阶级商人之子，年轻的恩格斯所受的教育却少得可怜，至少他没有受过任何大学教育。但是，他通过勤奋和天赋，弥补了正规教育的不足。他在英国待了很长时间，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和法语，并可以为这两种语言的自由派杂志投稿。
尽管传记作家笔下的恩格斯精力充沛、魅力十足，个人特质和忧郁多疑的马克思迥然不同，但是两人的思想发展轨迹却如出一辙。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与父亲激烈争吵，读施特劳斯的《耶稣的一生》，与同一批激进左翼的黑格尔门徒们志同道合，成为愤世嫉俗的不可知论者，对工业革命的自由经济丧失信心，坚信共产主义是这个世界的唯一真正希望。
恩格斯对马克思仰慕已久，但一直无缘相见。1844年8月，他专程前往巴黎拜访马克思。两人一见如故。短短十天之后，两人都觉得，在一起共事是命中注定。正是在这十天里，马克思把恩格斯从一个共产主义梦想家，改造成了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他让恩格斯相信，欧文或圣西门的空想，并不能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希望，而必须搞一场激烈的革命，来颠覆这个世界。恩格斯心悦诚服地返回了德国。
半年后，马克思和其他革命者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安顿下来。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撰写了《神圣家族》（The Holy Family）一书，召唤那些愿意完全放弃和平改革幻想的共产党人，断绝和慈善事业、乌托邦主义或基督教道德的所有联系。革命的红旗已经升起，马克思和恩格斯自诩为革命的旗手。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奇特关系之所以快速升温，是因为恩格斯觉得，和马克思这样的“天才”交往是一种殊荣。不仅如此，他还把给予马克思金钱支持视为一种荣耀。在马克思被法国驱逐不久，恩格斯就把自己手里所有现金都汇给他，并承诺还会给他更多援助：“请把这当成心安理得的事，我会把很快就能收到的英文稿费交给您，这将是我最大的荣幸。我现在不缺钱，因为我爸爸必须给我生活费。我们不能让那些狗东西幸灾乐祸，看着您因其恶行陷入财务窘境。”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盟友关系，使他们有勇气发起共产国际联盟，以推动暴力革命。他们打算把德法两国工人，作为这个新政治机器的骨干，但结果却令他们大失所望。在法国工人中待了几个月后，恩格斯斥责他们“更喜欢做最荒谬的白日梦，更愿意用和平方式来获得普世的幸福” 。他告诉马克思，法国根本不存在革命的火种。两人自建革命组织的计划由此失败。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改弦更张，决定接管一个现有的组织。
1847年8月，他们成功地掌控了布鲁塞尔的工人教育协会。这马上为他们在欧洲改革派中赢得了名声，并使他们第一次有机会在英国扩展影响力。此时，两人可能会惊讶地发现，是英国而非欧洲大陆，将成为他们革命事业的基地。
《共产党宣言》
1847年11月间，从伦敦传来消息，正义联盟（后来叫共产党联盟）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布鲁塞尔的共产组织代表参加他们的第二次大会。两人此行实际上掌控了大会。他们通宵达旦地制定计划，在会议上运用策略，使得大会全盘接受了他们的观点。随后，他们受命撰写一份向全世界发布的原则宣言。回到布鲁塞尔后，他们立即着手写作。马克思在宣言中，倾注了他的革命激情，向全世界宣布了国际共产主义的新纲领：
1. 推翻资本主义；
2. 消灭私有财产；
3. 摧毁社会基本单位——家庭；
4. 废除所有阶级；
5. 颠覆所有政府；
6. 在一个没有国家和阶级、财产共有的世界上，建立共产新秩序。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共产党宣言》明确提出了将采取的革命途径：
“总之，共产党人支持一切颠覆社会制度的革命运动。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颤抖吧。无产者在这场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法国“二月革命”
红色革命的星火比马克思和恩格斯预想要快。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的墨迹还未干透，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资产阶级对国王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的怨恨结合在一起，引发了一场暴动，国王路易被赶出了法国。在随即成立的临时政府中，就有共产党联盟的成员。他们迅速把马克思召到巴黎。于是，马克思带着共产党联盟的全部授权，踌躇满志地在巴黎建立国际总部，策划在其它国家发起革命。
马克思发现，临时政府中的激进派，为法国暴动的成功而陶醉，他们决定向邻国派遣“军团”，在每个国家发起暴动，使红色革命的星火形成燎原之势。尽管这正是马克思多年来倡导之事，但他突然意识到，当下如此行动可能会适得其反，很可能使他们在邻国失去民众支持。可是，这个计划还是启动了，第一批军团开赴德国。马克思也跟随前往，开始发行德文革命刊物《莱茵报》。
不久，革命领袖们就发现，在宣传方面马克思却是个累赘。当他奉命前往莱茵河流域，和共产党联盟同志一起发动工人时，表现得尤为突出。马克思应邀在德国民主大会上演讲，原本是个极为难得的好机会，却被他搞砸了。舒尔茨（Carl Schurz）说：“我曾满心期待，想从这位名人口中听到睿智之语。结果却令我大失所望。马克思的话虽然有份量、逻辑清晰。但他那不可一世的傲慢却令人难以忍受。他绝不会考虑任何不同意见，公然蔑视所有和他唱反调的人。那些被他傲慢态度伤害了的人，转而支持所有和他不同的意见……他不但没赢得新的支持者，反而把那些潜在支持者都赶跑了。”74
在德国的革命从一开始便力不从心。到了1849年5月16日，就声名狼藉地失败了。德国当局限令马克思在24小时内离境。他在匆忙间借来资金，用红墨印刷了最后一期报纸，便匆匆离开，到法国避难。
然而，法国也并非马克思的避风港。当他身无分文、精疲力竭地来到巴黎，却发现共产主义在新共和国已经名存实亡，国民议会早已落入君主派手中。
于是，马克思只得抛下妻儿，尽快逃离法国。由于缺钱，家人后来才跟上他。他决定长期流亡伦敦。
共产党联盟的终结
马克思把家人安顿在伦敦贫民窟的一间廉价公寓。他对家人的生活条件很满意，所以立即把精力重新投入到煽动革命上。尽管马克思干劲十足，结果却又适得其反。他的煽动精神似乎总是在党内制造分裂和争吵，不久，他就和同志们断绝了关系。为了不再受他影响，共产党联盟中央委员会搬到了德国科隆。
到了1852年，德国所有共产党领袖因颠覆活动被判重刑。马克思竭尽全力营救疏远他的这些同志。他收集资料、招募证人，并提出各种自认为有利的法律依据。尽管如此，共产领袖们仍然被判有罪。这为共产党联盟敲响了丧钟。
马克思一家的悲惨生活
从那时起，马克思一家就在伦敦饱受贫困之苦。马克思在此时的书信中，流露出奇怪的情感。一方面，他对妻儿的生活深表关切。他在一封信中对恩格斯倾诉，说妻子在夜里哭泣的情形，让他实在难以忍受；而在同一封信中，他又轻描淡写地为自己开脱，说自己是如何把全部精力，都花在研究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上，以便找出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的答案。
1852年，马克思的小女儿弗朗西斯卡（Francisca）夭折了；两年后，他的小儿子埃德加（Edgar）离世；又过了两年，他的一个孩子在分娩时死亡。
马克思太太在信中的几段话，显示了她对丈夫惊人的忠诚。她眼睁睁地看着孩子们在忍饥挨饿中死去。而他们的父亲，却仍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里埋首苦读。
“让我描述日常一天的真实情况。因为这里僱奶妈的费用昂贵，尽管乳房和背部疼痛难忍，我还是决定自己给孩子哺乳。但是，这个小生命从母乳中汲取了太多忧愁，使他疼痛不已，日夜不安。自从来到这个世上，他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最多也就睡两三个小时。最近，他又开始剧烈抽搐，一直在死亡边缘徘徊。发病时，他使劲吸吮，弄得我的乳头流血，血经常淌入他的小嘴里。
“有一天，我正在家里坐着，房东太太突然来了。因为我们没法马上还清五英镑房租，两个中介就闯进家门，扣押了我们的所有家当——被褥、衣服……连婴儿的摇篮和女孩的玩具也不放过，孩子们因此嚎啕大哭。他们还威胁说，要在两个小时内全部搬走（幸运的是，他们并未这样做）。如果真搬走的话，我就只能在冰冷的地板上，和冻僵了的孩子们挤在一起……
“第二天，我们不得不离开。外面天气很冷，还下着雨。我丈夫四处找房，但当他一提到有四个孩子，就没人愿意收留我们。最后，还是一位朋友帮我们渡过了难关。我们还清了欠款，并很快卖掉了床和被褥，以便结清药剂师、面包师和送奶人的帐。”75
随着这样的岁月流逝，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往来信件多达几百封，几乎每封信都提到了钱。在恩格斯的信中通常都有这样的话：“随信附上一张五英镑的邮政汇票。”而在马克思的信中，则充斥恼羞成怒的段落：“我母亲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她不会支付任何让她付款的帐单。”“我们家，已经十天无人问津了。”“你肯定会认同，我已经深陷小资产阶级的困境，无力自拔了。”
在马克思一家的悲惨生活中，曾经闪现过一道意外的曙光。就在恩格斯无力解囊相助的一个艰难时期，马克思去了一趟荷兰。在那里，一位富裕的叔叔慷慨地赠给他160英镑。这笔钱足以让马克思还清债务，摆脱困境，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可是，腰包难得鼓起来的马克思，却决定到德国游览一番。他先是到特里尔探望母亲，然后去了柏林，和老朋友们饮酒作乐，拍照留念，俨然一位休闲绅士。两个月后，他尽兴而归。马克思太太热切地欢迎丈夫游历归来，心想终于可以还清债务，置办衣物和家具，住上好一点的房子了。然而，她惊愕地发现，160英镑已经所剩无几。
第一国际
1862年，伦敦举办了一个盛大的世界博览会，以展示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辉煌工业成就。博览会的发起人期望营造友善的国际氛围，因此邀请所有国家不仅要提交展品，还要派本国工人代表参加，和世界各国工友交流思想，表达善意。
自1860年以来，英国工人领袖的势力不断壮大，他们认为这是组建国际工人组织的绝佳时机。所以，他们想方设法，和意大利、德国、法国、波兰和荷兰的同行们结成了盟友。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可以在伦敦建立国际总部。这个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是一位名叫埃卡留斯（Eccarius）的裁缝，他曾是马克思在共产党联盟的得力助手。新运动刚一有起色，他就力邀马克思参与其中。
这次，马克思从共产党联盟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他学会了适度的克制。这个新组织叫做国际工人协会，也叫第一国际。只要马克思能克制自己，他就能够在各国工人领袖中发挥巨大影响力。通过幕后的精心策划，马克思几乎能够使自己的所有方案都获得采纳，其他人的更温和方案都被淘汰。不过，这一切运作，对马克思来说都显得过于委婉和不自然。他向恩格斯承认，为了和谐相处，他不得不做出妥协：
“我的方案全部被小组委员会采纳了。唯一的条件是，我得在规则序言中加入‘责任’和‘权利’的这两个词汇；还要谈到真理、道德和正义——但这些都被我巧妙安排，不会带来任何损害。在觉醒运动允许我们畅所欲言之前，我们还需耐心等待。我们必须实质强大，形式温和。”76
尽管马克思决心表现温和，但没过多久，他的真实性情就原形毕露了。他开始关心两件事：第一，打造一个由纪律严明的革命者组成的强硬核心，煽动各国主要产业工人的革命意愿；第二，清除任何可能威胁他在新运动领袖地位的人。他开始酝酿一场党内清洗。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门徒似乎都清楚，这两人清洗党内同志可是毫不留情。最先领教他们手腕的，是德国工人领袖施韦策（Herrvon Schweitzer）。他们大肆宣扬说，施韦策是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Ottovon Bismarck）的走狗。尽管这纯属捏造，但是施韦策的声誉已经完全被马克思毁了。即使在今天，一些历史学家仍然以马克思的指控为依据，把施韦策说成是共产事业的叛徒。
另一位遭到清洗的党内栋梁是巴枯宁（Mikhail Bakunin）。他是第一个对共产革命感兴趣的俄国人。他从俄国监狱逃出来，在日内瓦定居。巴枯宁热衷于宣传马克思的教义，以至于在工人运动中，一些人开始追随他。这可是个致命的问题，马克思立即着手清洗他。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对付施韦策的同样手段，指控巴枯宁是俄国君主的间谍。这一度给巴枯宁造成了毁灭性打击。紧接着，他们又造谣说：巴枯宁贪污了25,000法郎。最后，马克思把巴枯宁成功赶出了第一国际。马克思自认为，已经消灭了最后一个挑战他领袖地位的人。
马克思未料到的是，尽管巴枯宁饱受屈辱，却仍然忠于他的教义，甚至还把他的著作翻译成了俄文，从而播下种子，最终使俄国沦为共产极权统治的第一个国家。
然而，由于马克思迫不及待地清洗第一国际中的所有敌人，造成了强烈的猜忌和分裂，最终导致第一国际彻底解体。实际上，就在赶走巴枯宁不久，第一国际便走向了末路。英国的工会逐渐放弃国际革命事业，欧洲大陆的工人组织，也开始无视第一国际的指挥。
1873年9月8日，第一国际在日内瓦召开了最后一届代表大会。马克思发现，最终同意出席的十三名代表，实际上是“从地里挖出来的”。此时，第一国际已经名存实亡了。
马克思幻想著书改变世界
马克思致力于把第一国际打造成一个宏大的世界运动。他渴望把自己冥思苦想的理论付诸实践。几年来，他倾心投入的两大计划——第一国际和他的著作，耗尽了他的体力，使他肝病复发。没过多久，他又全身长满了脓疮。病痛一直令他余生饱受折磨。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倾诉了自己所受的痛苦和挫折：
“在彻夜无眠之后，却发现胸前又长了两颗大疮，把我恶心透了。”他后来提到：“我现在就像一匹拉车的马，必须充分利用一切时间工作。脓疮只是让我身体局部难受，并不影响我用大脑思考。”在一次重病发作之后，他写道：“这次真的很严重，家人却浑然不知。如果再发作三四次，我就没命了。我已经非常消瘦，虚弱无比，四肢无力，唯独大脑还算清醒……虽然坐起来没问题，但躺着的时候，我还能时不时地做我的研究工作。”77
马克思所说的“研究工作”，指的是研究和撰写《资本论》第一卷。他深信，只有劳工大众拥有了关于历史、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革命理论，共产革命才能成功。他写《资本论》的目的，就是要为暴力推翻现有秩序找到理论依据。我们将在后面章节，为您深入剖析马克思的理论。
在1865年间，马克思竭力完成《资本论》第一卷，以便交付印刷。他告诉恩格斯，他想“尽快完成，因为这件事已变成了我的一场噩梦”。他偶尔会因病休息一段时间。最后，他写信给恩格斯：“这本该死的书，终于在12月底完成了。”恩格斯安慰他说，对这本书的等待，对他来说同样是一场煎熬。他写道：“手稿付印那天，我将一醉方休！”
实际上，直到1867年3月，修订工作才最终完成。马克思前往德国，用他的母语出版了这本书。
但是，《资本论》问世后，并没有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愿一炮打响。对于劳工大众来说，它的理论晦涩难懂；而对于知识分子革命派来说，又缺乏说服力。要让《资本论》成为他们抨击现存秩序的主要借口，还得靠下一代。
濒临崩溃的最后岁月
到了1875年，马克思的革命生涯，几乎没有什么如意的事。第一国际已经瓦解了；《资本论》第一卷也在欧洲大陆的书店里积满了灰尘。马克思继续写了后两卷，但他的生命之火正在渐渐熄灭。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在1885年和1894年，把第二卷和第三卷分别出版。
马克思的晚年是孤独无助的。由于共产事业屡遭失败，他转向了家人的怀抱，而且总能得到妻子燕妮的安慰。但马克思子女的成长过程，却伤痕累累。马克思干涉女儿埃莉诺（Eleanor）的恋爱，但她仍选择和艾威林（Edward Aveling）结为夫妻，却又在一段悲惨的婚姻生活之后自杀身亡。另一个女儿劳拉，嫁给了一个叛逆的医生，后来夫妻俩双双自杀。
到了1878年，马克思几乎放弃了他的共产事业。他的自信已被击碎。劳工领袖不理他，改革派嘲笑他。在国内外，都没人拿他的话当回事儿。
1881年12月2日，除恩格斯之外的唯一知音——妻子燕妮离世，这位温柔的贵族伴侣死于癌症。马克思几乎崩溃了。13个月后，马克思最宠爱的女儿珍妮（Jenny）也突然离世。
据恩格斯说，此后的马克思已行将就木。他只比女儿珍妮多活了两个月。1883年3月14日下午2点45分，马克思独自坐在椅子上去世，终年64岁。
三天后，六七个人随着马克思的灵柩，来到了伦敦海格特公墓（Highgate cemetery）。在那里，他的唯一挚友恩格斯宣读了悼词。这是马克思生前最想听到的赞美之词，却一生未能如愿，他在死后终于得到了。
马克思的悲剧人生
马克思动荡不安的共产革命生涯就这样划上了句号。无论用哪种标准来看，马克思的一生都是可悲的，充斥着炽热的野心和不断的挫败。无论是敌是友，都认为马克思的人生悲剧或许是出于某种惊人的理由。他在所倡导的任何计划中，总是本能地埋下自毁的种子。
在乌克兰的去共产化过程中，马克思和其他共产党人的雕像被扔到林中的垃圾场。（Rustamank/Shutterstock)
马克思的作品简直数不胜数——从厚重复杂的著作，到大量尖刻狂热的书信。我们在翻阅时很容易有这种感受：马克思把自己品性的精髓，深植于共产主义理论之中；他对政治权威的怨恨，化做了推动世界革命的怒吼；他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无能，化作了对它的愤怒谴责，并预言它必将毁灭。
他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逼着他幻想出一套解释历史的学说，宣称“进步”不可避免，共产主义必然会实现。他对宗教、道德和竞争的憎恶，使他渴望生活在一个没有神和道德，也没有竞争、阶级和国家的世界中。在这样的世界里，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只需各尽所能，就能尽情各取所需，丰衣足食。
马克思和他的理论结晶——共产主义还有另一个共同点，就是两者都只能从远处看，甚至连朋友也不例外。传记作者常常把马克思分裂为两个形象。从远处看，他们会觉得他的理论看似不错；但近距离接触之后，却发现马克思变成了另一个人。所以，巴枯宁既夸赞马克思是“当代最卓越的经济和社会学天才”，又评价马克思“已经自负到了疯狂的地步”。
“马克思爱他自己，远胜于爱他的朋友和信徒。对他虚荣心的最轻微冒犯，都足以摧毁友情；谁要敢怠慢他，他绝不会宽恕；你必须把他奉为神明，他才会爱你；你最起码要怕他，他才会容忍你。他喜欢小人物、奴才和马屁精围着他转。尽管在马克思的亲信中，也有些杰出人物。但总体来说，他的亲信圈里不但缺乏兄弟般的坦诚，反而充斥着阴谋诡计和手腕。因为各怀私心，所以只不过是在彼此争斗和妥协之间暂时保持平衡；一旦虚荣心作祟，立马就情断义绝。所以人人提心吊胆，唯恐成为牺牲品。这不过是个相互吹捧的小圈子。马克思虽然负责分派荣誉，却总是背信弃义、狡诈恶毒，暗中煽动迫害被他猜忌、或对他不够崇拜的信徒。一旦他发动迫害，其卑鄙无耻程度简直无所不用其极。”
马克思经常对其信徒猛烈抨击，这来自于他对自创理论的绝对自负。他视之为无懈可击的真理。在他精力最旺盛的时期，他经常用排山倒海般的咆哮来压倒反对者。
他对信徒们高喊：“历史进程在你们这边，资本主义是由历史进程孕育，也将在历史进程中走向灭亡。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推手。他们随资本主义制度登上了历史舞台，也必然随这个制度一起退场。你们，无产者，用你们的劳动为资本主义注入了活力，用你们的成果维持着这个社会。但社会主义将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两者隐含着本质的关系。随着资本主义的落幕，社会主义的序幕将拉开。你们无产阶级必然要消灭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你们只需完成你们的历史使命。你们需要的只是意志！历史已为你们铺就了一条简单易行之路。你们无需孕育新思想，无需制定计划，无需发现新国度，也无需‘固执己见，预言未来’。你们只需完成赋予你们的使命。你们完成使命的手段，就在有目的、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中。而阶级斗争最终将赢得社会革命的胜利。”
在马克思弥留之际，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会因为自己竭力推动却最终失败的共产革命而被人铭记。西欧已经把暴力革命视为19世纪社会改革的过往篇章，却没想到，一个东欧沉睡的巨人将被马克思的革命号角惊醒。这个巨人，正是俄国。
在研究俄国革命之前，我们必须先大致梳理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留给其信徒的理论遗产。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到俄国革命和此后共产运动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