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体的共产党》
诞生记
1935年,本书作者克里昂‧斯考森(Cleon Skousen),开始了16年的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职业生涯。随着经验日渐丰富,他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局里有一些对共产党很有研究的专家,但是美国大众对共产党却一无所知,常常被错误信息误导。于是,他向一位专家请教:为什么我们不向大众揭露共产党呢?
这位专家说:“因为还没有适合大众阅读的东西。”斯考森感叹道:“简直难以置信!”更让他沮丧的是,在二战期间,尽管这些专家对共产党了如指掌,可是,他们对国家领袖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美国人总是掉进共产党设的陷阱。
于是,他心里升出一个愿望——要写出一本通俗易懂的书,把共产党的真面目曝光于世。“这样一来,谁来做民主党或共和党领袖就不重要了,因为他们首先都是美国人。”
从此,斯考森就踏上了这个揭露共产党的艰难旅程。此时,东西两大阵营已经陷入了对峙。
冷战时代
在二战刚结束那几年,美国人对共产主义并不太在意。他们已经受够了世界大战,对战争带来的压力和物资短缺深感厌倦。他们更愿意专注于追求自己的“美国梦”。共产主义不过是欧洲或其它遥远地方的另一个“主义”,还是让政治家们去处理好了,他们更希望去黄石公园享受假期,买新车、新房或是豪华的收音机。
然而,共产党并没有让美国人安享太平——几乎每天,它都会出现在媒体的新闻头条。
到了1947年,苏联断绝了和美国的表面合作,并且把东欧变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在萌芽中的苏联帝国内部,无情的战争机器,会迅速碾碎反对斯大林的任何微弱声音。可悲的是,当越来越多的求救声终于飘洋过海传到美国时,苏联这个大恶霸却威胁西方国家不要插手,否则就会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结果,东西方陷入了对峙,人们称之为冷战。
当时,西方国家自认为实力雄厚。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向政府保证,苏联的所有威胁,都只限于欧洲大陆的常规能力。1947年9月26日的一份秘密报告说:“在外国势力中,只有苏联有能力威胁美国的安全。苏联目前不能对欧洲和亚洲以外地区军事入侵,但有能力横扫大部分欧洲大陆、近东、中国北部和韩国。”1
然而,仅仅两年之后,这一相对乐观的看法,就被一声巨响化为了乌有。
核武竞赛
1949年,苏联引爆了他们的第一颗原子弹。西方引以为傲的核武器优势,突然消失了!4年后,苏联又引爆了一颗氢弹,把冷战升级成了一场核武竞赛。
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赶走了他们的死敌——中国国民党,在1949年10月1日宣布,又一个共产大国出现在世界舞台。
八年后的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Sputnik 1)。它绕地球飞行了约1,400圈。这让人们惊恐不已,生怕有朝一日在头顶绕行的会是核弹。
除此之外,令人担忧的还有朝鲜战争、间谍网络、政治渗透,以及苏联不断增强的军力等等。
不过,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警觉起来,开始反击。
美国共产党势衰
在1950年代初,美国联邦参议员麦卡锡(Joseph McCarthy)率先揭露了共产党对美国政府的渗透。他呼吁采取必要措施,保障美国安全。同时,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也开展了类似调查。
到1957年,共产党在美国的影响力已经开始衰退。1950年代末,美国共产党(CPUSA)的党员人数,已经从近10万人降到不足1万。尽管如此,联邦调查局(FBI)局长胡佛(J. Edgar Hoover)很清楚,他们仍在地下活动。于是,胡佛安插了1,500名卧底特工监视他们。2
苏联间谍叛逃
对FBI来说,间谍活动是一个严重而又棘手的问题,不得不投入巨大资源调查。他们还承担了铲除政府最高层和最敏感部门共产间谍的艰难任务。
他们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例如,1945年,苏联间谍本特利(Elizabeth Bentley)叛逃,向美国政府透露了活跃在美国的150名苏联间谍信息。这份名单包括三个知名人物:怀特(Harry Dexter White)、钱伯斯(Whitaker Chambers)和希斯(Alger Hiss)。他们的惊人故事,将在本书第六章为您详细介绍。
当时,一些亲共报社记者企图摧毁本特利的信誉。有人把她称为“哈里”(一个因间谍罪被处死的女特工)。也有人认为她太天真,是个被共产党欺骗的“身材匀称、金发碧眼的纽约女郎”。
本特利对前间谍同事的指控是真的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争论渐渐被人淡忘了。
克格勃秘密档案曝光
貌似强大的苏联帝国,从里根当政的1980年代开始衰落,最终在1991年解体。不久之后,苏联的秘密金库和克格勃-内务人民委员会档案馆(KGB-NKVDarchives3)向西方开放。4
在翻译审查了几千份解密间谍文件之后,结果不仅证实了本特利的指控,还表明这只是红色冰山的一角。这座冰山,正在悄然撕裂美国这艘航船。
财政部高级官员怀特确实是在美的苏联间谍。5 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密码学家进一步证实,他的秘密代号叫“法学家”(Jurist)6;
钱伯斯早在多年前,就在他的书籍和演讲中,承认参与了间谍活动;
美国国务院高级外交官希斯,是华盛顿特区苏联间谍组织韦尔小组(Ware Cell)成员。尽管他1950年因伪证罪入狱,但人们对他的罪行一直有疑问。这批苏联文件证实了维诺纳计划(Venona Project)的分析结论——苏联电报中的代号艾尔斯(Ales),就是希斯。7
斯考森的FBI生涯
就在这些阴谋和国际纷争的乱局中,本书作者克里昂‧斯考森,踏上了揭露共产党的艰难旅程。
1935年,斯考森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学士毕业之后,就加入了FBI,开始了16年的职业生涯。他后来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并成为了一位伟大的历史学者。
斯考森在FBI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他从最基层的信使做起,很快就成了培训师、多个特工小组的管理员、枪械教官、警察教官、督查助理,以及25人通讯组的主管。和所有特工一样,他被调往全国各地的许多城市接受历练。
此外,斯考森还经常接受一些特殊项目和任务。例如,1945年,他撰写了一份公关文件,名为《联邦调查局的故事》,作为官方出版物,在几年的时间里发行了几百万册。8他每年还会在全国各地发表一两百场演讲。他的一位直属上司评价说:“他是局里最出色的演讲师之一,非常忠诚,热情洋溢……”9
在FBI,斯考森的任务并未涉及反间谍部门的共产主义研究,也从未因公撰写过相关研究文件。不过,特工在“犯罪”和“安全”这两个领域都要接受训练,并会不断在这两类工作之间切换。所以,斯考森的日常工作,也会接触到共产党人和亲共者。他也有很多机会和局内熟悉共产主义的权威专家交谈。斯考森在日记中,提到了几位指导他研究的专家。
FBI内的良师益友
1.拉德(D.M.“Mickey”Ladd)。斯考森说他可能比所有其他FBI官员都更了解共产间谍活动。拉德曾短暂担任FBI的第三把手,领导反间谍工作,监督冷战时期的重要国家安全调查,包括希斯、罗森堡夫妇等案件。
2.彭宁顿(Lee R. Pennington,Jr.)。斯考森称他为在FBI期间关于共产主义研究的良师益友。10 他是FBI高级特工,曾和局长胡佛密切合作,专门负责识别共产党活跃分子和亲共者。在他1953年退休时,在FBI位居第三。
3. 霍特尔(Guy Hottel)。斯考森说:“我在华府接受新特工入门培训时,他是我的特别代理主管(SAC)。他深入参与了对首都共产党犯罪阴谋的调查。”霍特尔和胡佛关系密切,曾担任胡佛的私人保镖。
4. 沙利文(William C. Sullivan),是国内情报部门负责人,共产主义问题专家,曾一度担任FBI的第三号人物。他是1962年出版的《共产主义研究》(A Study of Communism)一书的主要写手,作者为胡佛。11
斯考森从这几位FBI好友和他的亲身经历中,获得了非常具体的知识;对共产党人的心理和运作方式,也有了深刻的理解。
“简直难以置信!”
斯考森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尽管局里有这些熟悉共产党的专家,可是大众却对共产党一无所知。他说:“当我问一位(FBI)专家,为什么我们不发布这些(关于共产党的)信息时,他告诉我,因为‘它还没有适合大众阅读的东西’,‘等你读完大约175卷辩证唯物主义书籍之后,你就明白了。’我说,‘好吧,那就让我尝试一下,先从参加专题研讨会开始吧。’他说,根本就没有研讨会,没人写过专题论文。”12
更让斯考森感到沮丧的是,这些有识之士致力于揭露共产党的活动,对国家决策者的影响却微乎其微。
斯考森说:“二战期间,研究共产主义的专家告诉我们该如何选择,以及如果美国选错了,会发生什么。可我们总是掉进(共产党的)陷阱。我对自己说:‘我们在这里被知道答案的美国人启蒙,但美国的领袖们却还是在选错误的答案。’”13
于是,他心里升起一个愿望——要让更多人了解(自由和共产党)这个话题。“这样一来,谁来做民主党或共和党领袖就不重要了,因为他们首先都是美国人。”14
可是在当时,没有一份参考文件可以帮助大众更好地了解共产主义,人们只能沉迷在无知和错误信息之中。斯考森感叹道:
“我当时想,简直难以置信!这怎么可能?但这是真的。”斯考森在1958年说,“这么多年来,所有的陆军、海军的情报人员、FBI和政治学教授,都在大量阅读(共产主义相关)材料,希望能正确解读他们那些表里不一的言论。”
他后来回忆说:“我想描绘出共产党的内心世界,让美国人真正了解它的动机和野心。”
不仅如此,斯考森的最终心愿,是通过研究堆积如山的文献和著作,写出一本通俗易懂的书,把共产党的真面目曝光于世。
他告诉记者:“这样一来,普通美国人就能看清共产党的全貌,每天读报时,就可以分析出苏联的战略。”
斯考森说,对共产党的亲身体验,可能会发生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
和好莱坞共产党人过招
其中一次,是他担任FBI对好莱坞电影公司的联络官时。局长胡佛要求他,设法让一位《乱世佳人》主演,不要再资助当地共产党,也不要再参加共产党的前线倡导组织——艺术、科学和专业独立公民委员会。15
斯考森在谈到这位女明星——哈维兰(Oliviade Havilland)时说:“我约好时间,去了她和妹妹在好莱坞的豪宅拜访。和所有明星一样,她们在前面有一栋豪华大宅,实际上却住在后面的公寓里。”
斯考森首先告诉哈维兰女士,胡佛先生对她在电影中的角色印象深刻,并认为如果有人能提醒她,美国对她的生活和事业有多么重要,她可能会给政府提供帮助。谈了45分钟,哈维兰还是不为所动,她坚持说,任何事情都改变不了她和这个“倡导组织”之间的情谊。
斯考森回到FBI办公室,想出了一个点子。他请一位技术人员调出FBI的秘密录音,这是在哈维兰缺席共产党例会时录下来的。在录音中,这些所谓的“朋友”在她的背后,嘲讽她的天真,还用亵渎的外号称呼她。斯考森把几段这样的讨论,剪辑成一盘30分钟的磁带,然后带着一台便携式播放机,再次来到了哈维兰家。
“我对她说,我会在门廊等她听完。如果她愿意,我们再谈。”没过五分钟,哈维兰女士就气冲冲地出来了,“就像赶骡子的车夫一样破口大骂”,斯考森描述说。她怒不可遏,发誓再也不回去了。斯考森趁热打铁,建议她考虑来一场她有史以来最棒的表演。这引起了她的兴趣。
斯考森让哈维兰把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揭露共产党是如何渗透好莱坞工会的。而他会保证把一些信息透露给媒体。然后,她应该参加下次会议,假装对有人向FBI通风报信恼羞成怒,宣布她不会再捐一分钱,直到找出并处理那个“肮脏的卧底”为止。16
哈维兰照做了。就这样,她在没人怀疑的情况下脱离了这个组织。她之后表达的对它的质疑,让其他好莱坞支持者也都纷纷退出。
冒险反共的胡佛
每当胡佛无法受邀演讲时,其他受过培训的特工或官员(例如斯考森),就会代他出席。斯考森的此类演讲主题,通常都是关于间谍活动、青少年犯罪和黑帮时代的很抓人的故事。他还被委派讨论外国威胁。
“我几乎刚进FBI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斯考森说,这不只是出于个人兴趣,还因为胡佛要求所有特工都要研究它。“我们当中,只有两个人真的把这话当回事——沙利文和我。我从外地调到总部不久,我们就成了除胡佛局长之外,仅有的两个可以谈论共产主义的特工……我们在准备演讲时,为了不让局长为难,通过引用共产党人的言行,让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令人厌恶。”17 18
斯考森对一位传记作家说,整个共产党在美国的形势太微妙了,看似任何人都难以解决。“你看,共产党的头目就在白宫地下室。他们控制着大约八个大型工会,而总统想要培养他们,好让这些大工会投他的票。这是很棘手的事情。”19
此外,FBI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调查纳粹主义,而非共产主义。斯考森说:“胡佛冒着生命危险去调查共产党。他认为他们比纳粹更危险。他还向麦卡锡提供情报。”20
随着讨论共产党的演讲师人数逐年增加,胡佛明确表态,他全力支持那些得到授权的演讲师。他说:“有幸在全国各地各种团体前演讲的FBI代表,都是在我完全知情和授权后进行的。他们关于共产党的言论,绝不会和我在演讲中的声明抵触。”21
斯考森在日记中写道:“胡佛是推动FBI前进的动力源。他敏锐而专业,做什么事都很精确,说话通常像机关枪一样快。我把他当成好朋友。他也是我一生中认识的真正卓越人物之一。”22
斯考森和胡佛的关系很好,两人相互支持。斯考森担任通讯部门主管时,办公室就在局长办公室对面。
二战期间,胡佛局长在几十封信中,把斯考森称为“我的行政助理之一”,赋予了他一定的行政地位,尽管当时局里并没有这个职位。23胡佛还说,斯考森是“总部最有效的管理人员”。24 这些称呼让人们无意中以为,斯考森在FBI担任了这些职位。但事实并非如此。
斯考森说:“为了应对可能爆发的战争,局里大量招聘新人。他们召回了所有有行政经验的外勤人员。所有部门负责人都称为行政助理,一共有八名。但他们都向副局长尼克尔斯先生汇报工作。”25
1951年,斯考森应摩门教会召唤,接受了杨百翰大学的聘请,帮助建设这所大学和教师队伍。他的16年FBI特工生涯到此结束了。
在FBI工作的最后一天,斯考森来到胡佛办公室道别。胡佛站起身来问道:“你在生谁的气?”
“我没生任何人的气。”斯考森回答说。
“那你为什么辞职?”
“嗯,您知道摩门教会的情况。他们才不管你从事什么职业,只要选中你,都会把你弄走。”
胡佛热情地和斯考森握手说:“好吧,看来你是转守为攻了。我知道你的立场。如果你想回来,我们永远欢迎,只要告诉我一声就行。”26
独树一帜的研究方法
斯考森离开FBI后,对共产主义的研究得到了杨百翰大学的有力推动。1953年,校长邀请他参与编写一本关于共产主义的书,或许能用作大学教材。斯考森欣然接受了。27
几年后,这项任务陷入了僵局,斯考森写信给校长表达了他的担忧。他觉得团队浪费了太多时间,来辩论共产主义历史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这些内容已经有充分的文献记录。
“从各方面来看,这都是我遇到的最困难任务。”斯考森在1962年回忆说。“当时,关于共产主义的文献不仅太过技术化,而且很零散。此外,关于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哲学观和颠覆本质,还没有能全面涵盖的英文著作问世。因此,编写委员会花了几个月时间,尝试确定一些基本标准来编写教材。但由于意见分歧太大,大家很快就发现,这本书必须由一个人独立编写,然后再征求其他人意见。”
在校长的敦促下,其他教授同意让斯考森暂时摆脱其它职责,专心完成本书。这一过程,前后共花了五年时间。
斯考森面临的难题,是语言障碍和数据获取。当时,共产主义及其创始人的相关历史事实、引文和传记,绝大多数都是用法语、德语或俄语写成的,并且是在欧洲出版,可供美国人阅读的书籍少之又少。斯考森的解决之道,是坚持使用英文版本的原始资料。
“我更愿意根据共产主义原始资料分析,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因为我发现,很多现代共产理论的辩护者,都试图扭曲其原始学说,以便把前后矛盾的地方合理化。”
至于更接近当代的事件,他引用了当前积极研究共产主义阴谋的作品。这些在参考书目中都有列举。
斯考森说:“我的参考书目中包括大量共产主义原始资料,几乎都是1930年至1940年间,由纽约国际出版社首次在美国出版的。这些都是我个人图书馆的藏书,也是我引用的书籍。”28
到1958年,书稿终于完成了。
《裸体的共产党》诞生
起初,斯考森为书取名《共产党人和美国遗产》(Communism and the American Heritage),后来又改为《共产党人的呼号》(The Cry of Communism)。虽然还没有敲定书名,但他更倾向于后一个。29
有一天,斯考森偶然和朋友、著名电影制片人德米尔(Cecil B. DeMille)谈起这个话题。他也是一位坚定的反共人士和自由倡导者。当时,他刚刚完成史诗电影《十诫》。斯考森给他看了自己的最终手稿,希望听听他的反馈。几周后,德米尔回复说:“克里昂,你在书中剥光了共产党的所有伪装和宣传。所以,我建议把书取名为《裸体的共产党》。”斯考森照办了。就这样,这本冷战经典终于诞生了。30
斯考森给FBI的好友沙利文写信说,《裸体的共产党》将在几周内出版,“我对你的宝贵指导感激不尽,把它称为我们两人合著也不为过。没能在序言中写上几段来肯定你的贡献,是我唯一的遗憾。不过,当你读到这本书时,我相信你能感受到我的感激之情,你的卓越研究就像挖掘金矿,为本书提供了大量珍贵内容。”31 沙利文在随后的回信中,帮斯考森更正和充实了一些细节和引文。32
在收到初版新书后,德米尔回复说:“你的新书《裸体的共产党》,对这个美国人必须时刻警惕的话题,做了非常精辟的剖析。”33
1958年,斯考森开始满怀激情地传播真相。他没有选择大出版社来发行新书,而是用自己的积蓄首印了5,000册。
可是,斯考森并没想到,最初这些书很难卖,只能堆放在朋友的车库里。大约一年后,这本书终于火了,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好评如潮的畅销书
《裸体的共产党》第一版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迅速卖光了。紧接着推出了第二版。而第三版,在出版前又几乎卖没了。在两年时间里,这本书的印刷量从1万册增至2万册,一度高达5万册。
新书好评如潮。胡佛一贯不为别人的项目或著作背书,以便FBI保持政治中立。34尽管如此,在收到斯考森的签名新书之后,35 他给斯考森写了一张便条:“我相信,你在这个重要议题上的努力将引起广泛关注。你还记得送我一本印着我名字的书,真是太好了。”36
1959年,胡佛又给斯考森寄去了这本书的好评。他说:“这些附文的评论对你的新书大加赞赏,我想你会有兴趣看看。致以最美好的祝福。胡佛。”37
联邦调查局的其他朋友也纷纷祝贺他的成就。斯考森日记中提到,他向前FBI同事们卖了几百本。38
前FBI副局长特雷西(Stanley J. Tracy)评价说:“这是我读过的关于共产主义最有力的一本书。它是胡佛《欺诈大师》的续篇。这本书是大学教授的完美教材,应该摆在全国所有大学和公共图书馆的书架上。”39
全国广播(Coast-to-CoastRadio)的时事评论家哈维(Paul Harvey)对听众说:“我从来没给过任何一本书这样无条件的认可。”40
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馆参赞来信说:“我们已把几本书寄往台北的外交部,建议把此书翻译发行。我们将随时向您通报进展。”41
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写道:“您剥去了共产主义‘理性主义’和‘必然性’的虚假面纱,在这个人类历史的关键时期,为自由世界指明了行动方向。”42
全国性报纸专栏作家兼广播评论员索科尔斯基(George E. Sokolsky),呼吁美国的共产党支持者觉醒,并关注这本书:“对于那些芝加哥的律师们,以及其他真想知道他们在为谁鼓掌的人,我推荐一本书,书名是《裸体的共产党》。”43
美国律师协会在1958年的《年度报告》中也推荐了这本书;美国陆军情报学校把它列为推荐读物;全国各地的国会议员、参议员和大学纷纷写信表示感谢和支持。
后来成为美国第40任总统的里根,在1964年写道:“没有人比斯考森更有资格讨论共产主义对美国的威胁。”44
不过,这本书对“自由派”媒体毫无吸引力。《展望》杂志(Look Magazine)在1962年3月13日的期刊中说,这本书在大众中的反响“让人难以置信。因为《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或《周六评论》这三家做书评的媒体,从未评论过这本书”,但它却“每天卖出1,000本,并且现在已经是第11次印刷了”。45
1950和1960年代的反共热潮,把斯考森和他的书推上了巅峰。接下来的五年让斯考森精疲力竭。他平均每年要发表400场演讲。有时一天就要做6场,创下了个人纪录。和在FBI时相比,他的演讲强度翻了一番还多。
在巡回演讲的同时,斯考森还要不断收集数据来更新这本书,以跟上世界局势的迅速变化。一年内,他把共产党的活动和企图,提炼成“共产党的45个目标”,收录在1961年3月出版的第八版中。两年后,美国政府把这45个目标载入了国会记录。46 尽管诋毁他的人认为这毫无意义,但此举确实赋予了这45个目标不朽的预言性,至今互联网上仍有几十万篇相关的文章和评论。
人们还把这本书翻译成了西班牙语,在拉丁美洲讲西班牙语的主要城市都卖得很好。书的部分内容还以各种语言出现在世界各地。
随着他的名字广为人知,人们纷纷探究斯考森的专业背景。他的资历也被夸大了。有人开始吹嘘他是“胡佛的顶级助手”以及“FBI的共产党问题顶尖专家”。但斯考森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还耗费心神去纠正这些说法。
“冷战时期的《圣经》”
在1958年《裸体的共产党》出版不久,FBI就决定正式审查这本书。局里的国内情报部门想看看这本书是如何描述FBI的,以及斯考森如何处理共产主义这个主题。结果,他们只发现了一些“不影响整体效果”的小错误,整体的评价很正面。
他们在审查报告说:“这本书写得很好,为日益增多的反共书籍增色不少。它明确指出了共产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还涵盖了共产主义的多个维度,包括共产主义理论、其领袖生平、暴行和谬论,并提出了从现在到1970年这段关键时期,如何抗击共产主义的策略。”47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也对这本书兴趣浓厚。斯考森曾给CIA局长杜勒斯写过一封介绍新书的信,收到来自局长代理助理豪尔顿(Paul W. Howerton)的回信。
豪尔顿在1958年9月写道:“我们对这本书非常熟悉,实际上我们早在5月就订购它了。局内的普通图书馆和培训图书馆,都收录了这本书。您可能有兴趣知道,当我想借一本书重温时,发现书都让同事们借光了。”
1986年,在豪尔顿回信近30年后,斯考森接到私人邀请,参观了位于弗吉尼亚州兰利市的CIA总部大楼。他先参观了主图书馆,然后被引到一间门上标有“历史情报收藏”的小房间。里面书籍琳琅满目,从地面至天花板,摆了好几百本。大多为英文书,还有俄文、中文、阿拉伯文和现代希伯来文书。这些书包括克兰西(Tom Clancy)、弗莱明(Ian Fleming)等几十人的间谍小说,还有战术手册、情报工作手册,以及国内外的间谍技巧书籍,大多为第一版,许多还附有作者签名。然后,图书管理员请斯考森注意靠墙角的书架,上面摆着三本《裸体的共产党》,其中一本是西班牙文版。
图书管理员对他说:“这是我们冷战时期的《圣经》,对我们帮助很大。在这本书问世之前,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帮助理解敌人的资料。我们情报部门人手一本,都已翻阅得破旧不堪,就像这几本一样。您能在这几本书上亲笔签名吗?”48
好莱坞万人反共集会
美国1950~1960年代的反共热潮,并不像有些人以为的是在煽动美国人的热情,而是对赫鲁晓夫和其他共产领袖不断嘲讽和威胁的回应。
哈佛大学的自由派教授麦吉尔(Lisa McGirr)后来说,在共产主义出现之前,保守派团体是分散和脱节的。正是共产主义这个巨大的共同敌人,在战后把他们从极端到温和的不同观点,凝聚成了一股政治力量。
那么,在1950年代,他们是怎么做的呢?麦吉尔介绍说:“母亲、牙医、商人和军火工程师,互相交换时事通讯和书籍,例如《裸体的共产党》,来警告共产主义的危险。”49
这其中,声势最为浩大的行动,是1961年10月16日晚的一场反共集会。主题是好莱坞反击共产主义。超过1.5万人涌入好莱坞的露天剧场。大约400至600万人在电视上观看了集会。
这次集会,是斯考森和影星哈维兰参与组织的。50 她的40位演员和制片人同行都获邀参加,名单堪称好莱坞名人录:韦恩(John Wayne)带领大家做效忠宣誓;还有史都华(Jimmy Stewart)、布伦南(Walter Brennan)、里特(Tex Ritter)、达内尔(Linda Darnell)、墨菲(George Murphy)、哈德森(Rock Hudson)、纳尔逊夫妇(Ozzie & Harriet Nelson)、奥哈拉(Maureen O'Hara)、普莱斯(Vincent Price)、科尔(Nat King Cole)、迪士尼(Walt Disney)、福特(John Ford)、罗杰斯(Roy Rogers)、埃文斯(Dale Evans)、迪福尔(Don De Fore)、里根、奥布莱恩(Pat O'Brien)、海恩斯(Connie Haines)、罗素(Jane Russell)、史塔克(Robert Stack)、参议员多德(Sen. Thomas J. Dodd)、舒尔茨(Fred Schwartz)博士、伯根(Edgar Bergen)、埃布森(Buddy Ebsen)、罗梅罗(Cesar Romero)、布恩(Pat Boone)等等。
活动的演讲嘉宾都是当时反共的领军人物,当然也包括斯考森。《洛杉矶镜报》的报道反映了斯考森的强大影响力。
记者写道:“在长达4小时的集会中,热情的观众多次起立鼓掌。而大部分的掌声都给了斯考森,这位前FBI特工提出了反击共产主义的五点计划。”51
斯考森对观众的热情回应感到非常兴奋:“当我告诉他们‘我们要如何做来击败共产主义’时,全体起立鼓掌。这让我很激动,因为这些建议,正是我们的左翼教授一直批评的。他们说,人们永远不会接受它们。”52
好莱坞露天剧场的集会结束后,采访和演讲的请求纷至沓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斯考森在全国各地奔波,发表演讲和接受采访有几百次,有时还会乘直升机前往。他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和大多数主要城市的场馆发表演讲,场场都座无虚席。
到1962年2月,好莱坞露天剧场集会已经多次重播,电视观众达到2,000多万人次。美国人觉醒并站了起来。
就在同一年,《裸体的共产党》销量突破了百万册大关,并持续热销。直到1960年代的中后期,随着反共运动的降温,销量才有所下降。
FBI前同事的奇怪说法
不知什么原因,斯考森的一些FBI前同事,对他书籍的成功和日益增高的人气,开始持负面态度。有人认为,斯考森想利用以前和FBI的关系,从反共运动中谋取私利。
例如,斯考森的好友沙利文,竟然把斯考森描述成了极端分子。1963年1月,沙利文在一份备忘录中,加入了前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海军上将沃德(Chester Ward)的贬损之词。这位上将说自己见过斯考森,认为他是“反共无原则的敲诈之徒”,“痴迷钱财,只为个人私利”。53
在随后的备忘录中,其他持类似观点的FBI官员,没有提到沃德上将这个批评来源,只是简单地说斯考森“被说成是敲诈之徒”、“痴迷钱财”等等,好像这种描述,已经是人们公认的事实。除了这些假标签,琼斯(M. A. Jones)又补充了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斯考森“正在不择手段地利用反共主题……毫不犹豫地利用自己以前和FBI的关系,来提升自己反共作家和演讲家的地位。”54
在沙利文、琼斯、德洛奇(Mr. DeLoach)、贝尔蒙特(A. H. Belmont)、瓦纳尔(W. R. Wanall)等人的备忘录中,经常这样提到斯考森:“近年来,他和诸如约翰‧博齐协会(John Birch Society,JBS)这样的极右翼团体关系密切。”还经常提到其他右翼人物的名字,如舒尔茨和斯穆特(Dan Smoot),每次提到都带有轻蔑的语气。55
后来,斯考森听说了这些事情。于是他写信给胡佛局长:“在过去几年里,我的每一场公开演讲都有录音,足以证明我和这些批评我的人一样反对极端主义。尽管如此,他们仍在不断使用不诚实和不准确的描述,企图把《裸体的共产党》和我,塑造成激进极端主义支持者。”56
约翰‧博齐协会是怎么回事呢?斯考森在华盛顿特区的好友本森(Ezra Taft Benson),曾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农业部长,帮他在白宫、国务院、国会和其它联邦机构,分发过《裸体的共产党》。他们两位都是约翰‧博齐协会的早期支持者,但并没有持续下去。
斯考森说:“我们两个都没有加入。但我写过《共产党对约翰‧博齐协会的攻击》,因为这个组织致力于追踪并曝光我们社会中的颠覆分子,因此遭到了诽谤和攻击。”57
过了一段时间,斯考森和本森都不得不和约翰‧博齐协会保持距离。斯考森说:“(约翰‧博齐协会)逐渐变得有些极端,例如发起针对首席大法官的弹劾运动。他们涉足政治领域太深了。我退了下来。我一直也不是他们的成员。只不过在共产党试图摧毁他们时,我确实为他们辩护过。”58
被打上约翰‧博齐协会的标签,是否会受到伤害?斯考森说,“人们无知的程度,决定了伤害的程度。他们不按照我们的建议去了解情况,而是去散布流言蜚语。”59
被抹黑的警察局长
1957年,斯考森获得胡佛推荐和盐湖城邀请,出任警察局长,重建警局。在三年半的时间里,斯考森把警局打造成了专业精干的机构。这项新职务拖慢了《裸体的共产党》写作进度,但他仍然熬夜笔耕不辍,以确保白天能全力以赴,尽到局长职责。他深受警局同事和市民欢迎,犯罪率显著下降,卖淫业被清除。《时代周刊》评价他们为模范警队。60 警察管理指南刊物《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邀请斯考森撰写月度专栏,向全国推广他的成功政策。
这时,新当选的李市长(J. Bracken Lee)上台了。他出人意料地承诺,要解僱斯考森,为盐湖城“松绑”。
李市长不喜欢斯考森严格执法,尤其是查禁脱衣舞俱乐部和赌博。为了找到斯考森的污点,李市长联系FBI,想拿到诋毁斯考森的材料,以证明解僱的合理性。他失望地发现,斯考森在FBI的评价很高,而且是为了帮助杨百翰大学自愿离职的。61
无奈之下,李市长编造了其它指控,并施加压力,在市政委员会以3比2多数票解僱了斯考森。
解僱事件引发了市民的强烈不满,反响甚至传到了华盛顿特区。62 全国各地的斯考森支持者纷纷打电话或写信,抗议李市长的愚蠢决定。63
李市长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他把斯考森抹黑成“一流的骗子”,“说得天花乱坠”,“滥用和挪用公款”,是个“挥霍无度的公务员”,“滥用市政人员来写《裸体的共产党》”。64 他还诽谤斯考森是“刚出头的希特勒”,像“盖世太保”一样管理盐湖城警察局。65
李市长后来又补充说:“他让所有人都怕他,这让我很担心。”66 到2008年,由于斯考森新书《飞跃五千年》和《缔造美国》(The Making of America)的畅销,这些不实之词又被旧话重提。
事实证明,李市长所有财务不当的指控都站不住脚。警官和职员的个人证词、官方的会计记录都证明是他错了。他甚至不愿意签署有关的法律申诉书。67 但解僱一事木已成舟。
就在斯考森被解僱不久,警局同事们向他送上了一份签名的告别宣言。他们还冒着激怒市长的风险,在《警察互助杂志》(Police Mutual Aid Magazine)和《硝烟》(Gunsmoke)杂志发表评论,赞扬斯考森“以无与伦比的正直和执行力,让我们警局赢得了全国认可”。68
在出版《裸体的共产党》过程中,斯考森经历了高潮和低谷,而他始终坚韧不拔。就在被解除警察局长职务几周后,他开始专注于写作另一本书,并启动了巡回演讲。
斯考森和FBI的朋友们保持良好关系,主动联络,分享信息。那些在他家乡和大学公开攻击他的人,仍然会收到他赠送的新书和附带的友好便条。他向他们保证并无恶意,希望继续做朋友。
50周年和60周年再热卖
在1980年代里根当政时期,如果人们被问到是否读过或听说过这本书,几乎每个人都会点点头,表示对内容很熟悉。69
到了1990年代末,斯考森的著作被誉为伟大的美国经典。他被左派视为右派。这一殊荣,是美国史学家顿悟的一部分。在几十年的进步主义浪潮过后,美国的史学家突然意识到,美国历史确实有保守的一面。而这一面催生了“里根革命”和最好的美国传统文化。
在《裸体的共产党》出版50周年和60周年之际,人们对这本书的兴趣再次高涨,销量火爆。
《裸体的共产党:揭露共产主义并恢复自由》(The Naked Communist:Exposing Communismand Restoring Freedom)是这本书的60周年纪念版,也是51年来的第一次修订。在保持了原书犀利风格的同时补充了一些新内容。
自《共产党的45个目标》发表近60年后,除了一个目标外,其余目标均已实现或部分实现。这些内容在新增章节有专门阐述。
2025中文增补版
自赫鲁晓夫之后,苏联和东欧共产阵营逐渐走向衰落,最后轰然解体。中共取代苏联成为共产世界领袖。这几十年的世界反共运动史,依然波澜壮阔,扣人心弦。方伟撰写了这段历史,作为这本2025中文版的第十一章至第十七章。
《裸体的社会主义者》
2006年,斯考森去世,留下了一本尚未写完的书,名为《裸体的社会主义者》。此后由我接棒,终于在2014年把它完成。书中阐述了《美国宪法》如何清除社会主义的七大支柱;还清晰描述了社会主义的运作机制,以及它从过去到现在,如何利用五花八门的名字,侵蚀美国人的自由和文明。
保罗‧斯考森
2025年5月28日更新